困难时期过去后,北京市民的日子好过了,我家的日子却变得更不好过,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1963年以后,从春节到5月底仍然是“青黄不接”时期。在此期间,我三叔会到我家来住一个月以上时间。我三叔走后不久,我六叔来我家,也住一个月以上时间。我看到他们很高兴,每次都希望他们多住些日子,哪里知道生活的艰难和我父母的沉重负担。
粮食是定量的。我父亲每月33斤,我母亲3斤,我们姐弟每人27斤。定量中有白面、机米和玉米面。白面占比最小,其次是机米,最多的是玉米面。每家有一个粮本,买机米用粮票,还要带粮本,因为机米有比例限制,粮本用于标记机米的购买量。买白面用面票,买玉米面用粮票,可以不记在粮本上。
在饭馆吃饭和买点心用粮票。
白面是标准粉,185元1斤,机米13元1斤,玉米面11元一斤。五一节、国庆节、元旦、春节有定量的富强粉,春节必有天津小站米,25元1斤,每个粮本5斤,都须记在粮本上。
富强粉和小站米是时代的特征,是那个时代的人一辈子的美好记忆,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优质的粮食,是强国的时代名片。
春节时,每个人2两炒花生、3两炒葵花籽,记在粮本上。
两种美味是永生不忘的。
粮票各省不同,上海的粮票最小单位是半两,令人惊叹,足见上海人的精细。半两粮票主要用于在餐馆使用。
外地人在北京出差,如果没有北京粮票或全国粮票,在饭馆不能买主食,这令外地人很为难。这时正在就餐的北京人就送给外地人粮票,充分表现出北京人的友善和大方。
全国粮票是全国通用的粮票。3斤全国粮票跨省使用,如兑换本地粮票可得到半斤食用油。
北京还有工业券,每年凭户口本领取。工业券用于买布、棉花、茶叶等。
副食也是定量的。每家一个蓝皮的副食本,每月有两斤鸡蛋,还有若干麻酱、白糖或红糖、粉丝、食用碱块或碱面,一斤豆腐。碱是用于蒸馒头的。我记得碱块是4分钱一块,豆腐23元一斤,一斤是5块豆腐。
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都坚信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时代的精神。
我母亲参加工作后,我家的生活本应好起来。每月人均近2元的生活费,超出大多数人家的生活水平。然而实际上,我家的生活水平反而较以前更低。2月至5月的四个月,多了一个吃饭的壮汉,首先要解决粮票,每月至少要4斤。
好在粮票的问题不难解决。国家机关有不少收入高的人,粮票用不完。我父母的人缘都好,同事们听说我家来了穷亲戚,粮票的问题迎刃而解。我母亲会做各种衣服,经常有同事晚上来我家,往往先把粮票给我母亲,再学做衣服。
我三叔或我六叔进我家后,看见我父母时叫一声“大哥”,然后对我母亲说:大嫂子,我又添麻烦来了。我母亲每次都高兴地说:不麻烦,来了好,家里热闹。
后来,当我第一次在书上看到“长嫂如母”的文字时,没有留意。直到我写这部传记时,回忆起儿时往事,才认识到我母亲崇高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
在解放战争中,我四爷跟随解放军的工程兵部队开路造桥,被石头砸坏了腰,新中国成立后被分配在铁道部工作,单位也在北京。我四奶奶双目失明,和他们唯一的儿子在老家。大约每两周,我四爷来我家一次,把我母亲给我奶奶和我四奶奶买的点心带回老家。
我四爷家最富裕。除了我家,每家亲戚都向他老人家借过钱。他来我家的时候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一大包奶糖和水果糖,我去打酒,我父亲陪他喝酒。
我母亲称我四爷是“老交通”,他很高兴。他老人家是我见过的人中说话最少的人。但是他爱和我说话,说历史。
酒瓶是个瓶颈很长的白色玻璃瓶,瓶底向里面凸起,显然是洋酒瓶,是我家曾经富裕过的唯一的历史见证。
散装的白酒有3种:8元1斤、1元1斤,13元1斤。我每次买3两最好的,39元。我用双手抱紧酒瓶,像是抱着一件宝贝。不知为什么,每次打酒,我都很有幸福感,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是富裕的,是幸福美好的。
我奶奶有时一年来我家一次,有时两年来一次,秋冬时来,春节前回老家。我父母极力挽留她老人家过完年再走,她坚决不肯,一定要回去和她的小儿子一起过年,另一个原因是不习惯在城市住过长的时间。
在我奶奶或我三叔或我六叔在我家期间,在北京的另两家亲戚不会在星期天到我家来,他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家的情况。
1962年,正是大院里槐花飘香的时节,一天晚饭后,有人敲门。我跑去开门,一个年轻男人扛着一大捆甘蔗出现在我面前,是我五叔。他在厦门退伍,被分配到北京的建筑公司。他相貌英俊,但不知为什么英俊的面庞特别黑,不需要考证就可以确定是黄种人里最黑的男人。我问他原因,他说在部队里是机枪手,经常演习,在太阳下晒得时间太长。我因此很佩服他,直到他犯了严重错误。
星期天,我五叔有时来我家,带着糖或点心或水果。我母亲责怪他花钱大手大脚,让他攒钱娶媳妇,他不听。
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有人敲门,照例是我开门。来人是个高个子阿姨,带着一袋白薯。她是保定人,家住在乡下,是一个乡亲给我五叔介绍的对象。她姓王,相貌端正,和蔼可亲,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她。
第二天,我五叔来,两人去颐和园,直到傍晚才回来。
几天后,可怜的姑娘抱着我母亲痛哭失声,我母亲也哭了。
我父亲给她买了火车票,送她去永定门火车站。
我五叔不露面,嫌弃她是农村人。
几天后,她寄来一封信,说我父母和我们全家都是她的亲人。字写得很漂亮,情真意切,我母亲边看边落泪,骂我五叔不长眼。我父亲说我五叔爱吹牛,不可靠,配不上这姑娘,以后就能知道没谈成对她更好。
她还寄来一大袋经过精心挑选的白薯。
我五叔洋洋得意,说单位有人追他,他不再考虑农村的。
果然,不久后他开始和本单位的一个漂亮姑娘建立起恋爱关系。姑娘姓闻名香,脸很白,我五叔认为两人很般配。我母亲因为很喜欢先前的王姑娘,不再管他的事。
大约过了一年,两人的恋爱关系公开,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
星期一上午,刚上班,车间主任和书记一起和我五叔谈话,开门见山,问:你和闻香是什么关系?
恋爱关系。
到了什么程度?
在商量结婚,我五叔很高兴。忽然,我五叔吃一惊:书记和主任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你们闹过矛盾吗?你对她有过不尊重的行为吗?书记问。
不尊重?有什么不尊重?我五叔一头雾水。
就是动手动脚的!主任说。
我五叔大怒,猛地站起来,一时说不出话,黑脸透出血红色,样子变得狰狞起来。
书记按他的肩,让他坐下,说,我们信任你,所以和你谈,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一定要冷静,我们相信你,不相信她。你要相信党组织,这件事不能张扬出去。
漂亮的闻香写的检举信:昨晚,在颐和园深处的一棵大树下,他企图强奸她。
昨晚,闻香温柔可爱,不愿回单位集体宿舍。我五叔说天黑以后不安全,拉她站起来——这样的动作已有过很多次,然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单位,进厂后才分手。
门卫证明,两人一前一后进厂,与以往一样,没有异常。
我五叔很冷静,等候组织调查处理。他照常上班,但整天不说话。
调查结果是:新进厂的技术员追求闻香,很热烈。技术员是小白脸,戴金丝眼镜,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再加上父母有钱,瞬间颠覆了闻香的审美观,同时改变了闻香的人生观——黑脸男人不仅丑,而且靠不住,她决定换白脸。
小白脸知道闻香有男友,但闻香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对他没有一点感情,一直想要摆脱黑脸,你等着看,很快就有结果。
结果很快出来:闻香痛哭流涕地写检查向前黑脸男友道歉,辞职,当天离厂。她走后,书记把她写的东西给我五叔看了,还让他看了厂里的有关决定,说你没有任何问题。
小白脸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同谋,调出本厂。
领导希望事情就此过去,但风言风语传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无奈之下,领导以部门、车间为单位,传达了领导的决定,确认黑脸的同志作风正派,还表扬他顾全大局。
在此期间,黑脸自制了一把刀,天天认真磨,表情严肃。
他的同事很奇怪,说,那两个狗东西都他妈滚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你又找不到他们,磨刀干嘛?
切西瓜,我五叔这样回答。
他受的刺激不小,可别疯了,同事们这样议论。
全厂职工大会,上级领导在主席台上讲话。讲话即将结束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领导身后,大吼一声:我杀了你这狗特务!
会场上的人们看不到他的动作,只见领导向前扑倒在地,沙发椅也倒在地上。
椅背上插进一个东西,坐在前排的人能看清那是刀柄。
刀是从沙发椅的后面刺入的,刺穿了椅背,正中领导后心。刀尖刺破衣服,刺伤了皮肤。幸好刀不够长,凶手也不正常。
凶手抓住刀柄用力拔,但刀被椅背里的弹簧卡住,拔不出来。在主席台上服务的两个小伙子扑上去抱住凶手,但瞬间就都被凶手摔了出去。趁两人尚未站稳,凶手抱住一个人的腰,把他扔下主席台。另一人从后面攻击凶手,不料凶手恰好回身,一脚踢在他的小腹上,他仰面朝天倒下,后脑碰在地板上,昏迷过去。凶手一个箭步扑上去,骑在他身上,双手紧紧扼住他的咽喉,大叫道:我掐死你狗特务!你是台湾派来的!我在厦门就认出你了!看你往哪跑?
在人们的惊叫声中,6个坐在前排的壮小伙儿争先恐后冲上主席台,把凶手按在地板上。有人送来一条粗绳子,把他紧紧捆住,送上吉普车,直奔安定医院。
星期天,我父亲买回来一大包蛋糕,一大包奶糖,去看我五叔。
回来后,我父亲红着眼睛对我母亲说,我五叔抱着他大哭,求大哥把他救回家,那些白大褂老想杀他。
我记不清了,大致是什么“幻想型被攻击精神分裂”之类的病。
从夏天到冬天,每个星期天,我父亲都骑着借来的公家的自行车,带着点心和糖去医院,直到他出院。
出院后,单位派人送他回老家修养了几个月,康复后回来上班。
每天,单位里至少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紧盯着他,防范他认错特务。
我五叔住院期间,亲戚们星期天不来我家。我五叔回老家后,另有叔叔恢复了星期天的活动,来看望大哥大嫂,带着他们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