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一天，人们发现商店里原本空空如也的柜台和架子上忽然出现了琳琅满目的点心和糖果，于是就知道困难的日子过去了。

    浮肿消失了，恐惧感消失了，人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中。

    那些当初逃离北京的一些机会主义者及时回来打探消息，得到的是一生的悔恨。和战场上一样，生活也不原谅逃兵。

    一天，我母亲得到一个爆炸性消息：经委招临时工：公务员，

    工作是打扫卫生，月薪275元，看病报销药费。

    已经有人报名了。有处长和科长的爱人，还有工程师的爱人，她们都不想当家庭妇女。

    我父亲一进家，我母亲就问有没有这事。我父亲不屑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事，你不能去。

    我母亲坚定地说，我要参加工作。你明天去单位给我报名。你要是不去说，我自己去说！

    挣这点儿钱够干什么？又是临时工，孩子谁管？

    两个儿子送幼儿园。

    你知道幼儿园要多少钱？两个儿子一个月3块，你挣的钱还不够给幼儿园的。家里这么多事，谁管？你能行吗？你不行！

    家务事，我能做的我做，我做不过来的你做，我绝不当一辈子家庭妇女！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我的命运我自己决定。光靠你行吗？临时工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我要出去工作！

    争论3天，我父亲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我母亲的要求。

    我母亲从小就有远大志向。从以死反抗裹脚到艰苦求学和战胜包办婚姻，她等来了新社会，进了新中国的首都，新社会使她又一次战胜了死亡。我母亲认为这一切首先当然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自己，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性格活到今天。如果当初裹了脚，只能当一辈子家庭妇女，这一辈子就真的白活了。当时的北京，3岁以上的女性裹脚的占少数，由此可见在2世纪3年代，城市里的很多人已不强迫女孩裹脚，先进思想已在旧中国占领了一块阵地。我母亲在至暗的落后农村以绝食的方式独立反抗，确实难能可贵。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那把旧剪子，后果无法想象。

    我母亲认为自己应该用一生的努力奋斗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自己没有文化，做不成大事，那就尽力做好能做的事。无论什么工作，只要做好了，就是报答国家，就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公务员组建为一个班，十多人，都是女性，文化程度都在小学以下。如果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就可以当干部，科员，这就是临时工和国家正式干部之间的条件限制，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性格决定命运，需要前提条件。我母亲自幼性格坚强，理想却被旧社会毁灭。新社会给了她自由选择的人生，她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她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是阶级感情，对曾经富有的家人的感情也是阶级感情。这是新一代中国妇女的共同的感情，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在旧中国，在总人口中占少数的剥削阶级家庭是由剥削阶级的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成员构成的。这或许是世界上特有的畸形社会，它的被终结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认识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终于有了理解我母亲的能力，因而有了写我父母一生的能力。

    公务员班的班长姓杨，年龄最长，待人宽厚，大家都叫她杨大姐。开始，她每天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分配当天的任务。一个月后，每个人的任务确定下来，我母亲负责4个老局长的办公室的卫生。

    4个老局长是经委资格最老、年岁最长的局长。他们很和蔼，没有架子，但对下级要求很严格，批评人时态度严厉，令人生畏。

    我母亲负责他们的办公室的卫生是他们先后提出来的要求。

    每个局长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听下级的汇报或者开会。抽烟，喝茶，搬动桌椅，弄乱沙发，何时打扫卫生就需要和局长达成默契，既保持卫生又不影响工作。

    我母亲的工作量过大。杨大姐主动给我母亲换工作，但4个老局长都不同意换人。他们当着大家的面，以请求的口气请我母亲继续支持他们，我母亲就更努力地工作。

    12月，年终总结工作刚开始布置，一楼大厅的墙上，平时贴通知或公告的地方，出现了一封致全委干部职工的公开信。

    公开信是4个老局长联名写的，内容是表扬公务员小唐同志——我母亲。

    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是：小唐同志的优秀事迹简介，老局长们的高度评价，希望全委的同志们学习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注明这封信是经过委领导同意后发出的，感谢这封信的书写者。

    老局长们请张副局长书写这封信。张副局长原是故宫博物院珍宝馆负责人，与郭沫若先生有诗词往来和考古研究方面的交流，在历史、考古和书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著名学者。

    张老先生是那种很有特点的人——无论是谁都能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有大学问的人。这或许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诠释吧。

    这件事在经委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这件事对我母亲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

    困难时期过去不久，新中国进入了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的大震荡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个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只是程度不同。

    国家体制受到冲击，老局长们暂时停止工作，接受人民的审查。

    谁能想到，比老局长们受冲击最大的竟然是全部公务员。

    新观念是：新中国人人平等，公共卫生人人有责，雇公务员打扫卫生是人欺压人的旧制度，必须推翻。于是，每个人都轮流打扫卫生，公务员几乎无事做了。

    新的领导者们决定：公务员都是临时工，解雇就行了。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解雇”是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的罪恶行为。今天，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公务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敢这样对待工人阶级？

    新领导们很聪明，想出了好办法——让每个公务员“主动”写辞职报告，交报告时发给一笔“辞职费”，她们就会惊喜，感谢组织的关心，这就万全了。

    新领导考虑很周到：先做男人的工作，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决定，各自去对自己的老婆说。果然，男人们都服从。

    考虑到公务员大多没文化，新领导替她们写好“主动辞职书”，她们签字拿钱就行了。

    我父亲把“主动辞职书”给我母亲，没想到我母亲大怒：你把它还给他们！我自己和他们说，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父亲不以为意——她们都走了，看你怎么办？

    杨大姐召开全体会议。大家都不高兴，但都表示只能签字，拿钱回家。

    杨大姐要求我母亲表态。我母亲说，我可以回家，但是我不签字。明明是让我回家，为什么说成是我主动辞职？

    第二天，处长夫人回家了，副处长的夫人回家了。

    第三天，工程师的夫人回家了。

    一个星期内，她们都回家了。

    所有的压力都加到我父亲身上，我父亲就催我母亲快回家。两人争吵起来，我母亲病了一场，几天后仍去上班。

    领导和我母亲谈话。领导说，让你们回家，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为什么不服从？

    我母亲把“主动辞职书”放到桌子上，说，你说辞掉我的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我接受。当初经委需要公务员，我来了。现在不需要了，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我就回家。我来的时候说好了是临时工，这没有问题。问题是我没有辞职，我想做这个工作，不想回家，是你们让我回家的。你们这样做反而提醒了我，你们应该给我一个证明书，证明我不是因为不好好工作被单位开除的，是单位不需要了。为什么明明是你们“主动”，你们却要我说假话？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是不是不敢说出来？

    领导的头上冒出蒸汽，汗淌了下来，张嘴瞪眼，说不出话。

    新领导们正在想新办法，革命形势突然发生新变化：军代表来了，说是毛主席派他来的。军代表成为最高领导，他们靠边站，准备接受审查。

    军代表认为我父亲是优秀党员。他对我父亲说，你做了很多工作，是那些东西没用。你不用有压力，我一次谈话就解决问题。

    军代表和我母亲谈话。他说，形势的发展需要解散公务员班，她们都回家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回家？

    我母亲说，我不是不同意回家，我不同意的是强迫我在“主动辞职书”上签字。明明是经委不需要我了，让我回家我当然会回家，但是我没有主动辞职，这不是明摆着不讲理吗？我没有主动辞职，我也不要什么辞职费，你做决定吧。

    明天你等通知。

    第二天，军代表发出命令：革命工作人人平等，所有临时工都转为正式职工。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辞职的女同志只要想回来，都转正，但要退还辞职费。

    她们都回来了。

    军代表对我父亲说，你看我是不是说话算话？

    我母亲被分配到食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