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真的不明白，赵国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从选派到孝北县工作以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单位的事情操碎了心。虽然只是个中层干部，但他发挥的作用、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作出的贡献，丝毫也不亚于任何一个行领导。

    公文、宣传、会务、档案、印章、保密、通讯、接待、财务、值班管理全靠他一个人。余丰新只负责房产、食堂和车辆管理。也不是他爱揽权，余丰新的能力摆在那儿。凡是涉及到文秘机要方面的事情，余丰新都摸不着边儿。这些事情交给他，他很难搞清白，比没人管还麻烦。余丰新在办公室的角色，更像一个后勤管理人员。

    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王加根负责起草，送行领导审定，交肖丽娟打印。遇到召开大型会议，材料较多、印刷量较大时，他们总是加班加点，协同作战。胡蓉也会参与帮忙。会议材料定稿后开始印刷，印好了再按页码顺序整理成册，然后用订书机装订。三个人流水作业，印刷、整理、装订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紧张的忙碌过后，眼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摞摞材料，王加根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和满足的笑容，对两位女同事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王加根春节前去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办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培训班，碰到了老领导——A银行孝南区支行副行长周兴国。

    周兴国突然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说是有个妹妹还请他多关照。

    王加根不解地望着老领导，不明白周兴国这话是啥意思。关照他妹妹？他妹妹是谁？

    “你们办公室是不是有个叫胡蓉的女孩儿？”

    王加根点头说是。

    “胡蓉就是我妹妹。”周兴国笑着说。

    “胡蓉是你妹？亲妹妹？”王加根吃惊地问。

    “同一个爸，同一个妈。你说是不是亲妹妹？”

    这太让王加根意外了。

    和胡蓉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也没听她说周兴国是她哥哥呀！何况，他俩一个姓周一个姓胡，怎么会是亲兄妹呢？王加根也不好深问，既然知道了这层关系，就表示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开完会回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王加根直截了当地问胡蓉，周兴国是不是她哥。

    胡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你明知道周行长是我的老领导，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告诉我你与他的关系呢？”王加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问胡蓉。

    胡蓉笑了笑，没有作声。

    关于她为什么和周兴国不是一个姓，她的解释是，自己本来不叫现在这个名儿。是因为中考时，她没有学籍档案，就冒用了一个叫“胡蓉”同学的，结果姓名再也改不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初中学籍造假的事情比较普遍，王加根并不觉得奇怪。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胡蓉这女孩儿成府太深了，居然把她是周兴国的妹妹这件事情瞒了那么久。

    正在王加根为这事耿耿于怀的时候，办公室的另一个女孩儿肖丽娟也干出了一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

    肖丽娟突然宣布，她准备与董红强结婚了。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从孝天城选调来的四个单身汉有两个脱了单：史涛和高超雄。史涛的老婆在孝天城，是个小学教师；高超雄娶的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女同事王晓萍。如果董红强与肖丽娟结了婚，就只剩下陈俊杰一个“单身狗”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些事情本来很正常。让王加根觉得有意思的是，A银行员工都喜欢在A银行内部找对象。

    董红强肖丽娟结为伉俪后，算上前不久结婚的高超雄和王晓萍，以及另外三对结婚比较早的夫妻，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行内双职工家庭就增加到了五个。

    还有个现象也蛮有趣，A银行孝北县支行五十岁以上的老员工，通常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上班。出现了父子同事、父女同事、母子同事、母女同事、兄弟姐妹同事的奇妙景观。

    丁仲元的老婆宁文莉、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最初并不在A银行工作，她们都是从其他工商企业调进A银行的。眼下，宁文莉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心储蓄所主任，邱凤霞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山街储蓄所当储蓄员。宁文莉和邱凤霞从外单位调进A银行时，年龄都比方红梅年龄大，学历也没有方红梅高。可是，当王加根按照孝天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申请把方红梅从孝北县一中调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时，居然被赵国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一想起这件事，王加根就耿耿于怀，恨不得跳起脚来把赵国栋臭骂一顿。这口恶气还没有出，赵国栋又克扣了他八千元钱的金融新闻宣传奖。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真想拿锈刀子捅死赵国栋个狗日的！

    回想起自己写的那些吹牛皮文章，除了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摇旗呐喊以外，还有几篇是为赵国栋歌功颂德的，比方《拓荒行长赵国栋》和《创业者的足迹》。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王加林还收到了一些丛书编辑部的编辑信，希望把这两篇文章收进各种各样的集子。前提条件是要交钱，或者帮忙销售一定数量的书籍。王加根当时都没理会。现在看来，他的做法还是明智的。赵国栋有什么资格进丛书？老子当初就不该写他！想想文章里歌颂赵国栋的那些话，他现在都感到害羞和脸红。

    文人啊！尤其是那些写通讯报道的记者和通讯员，都是他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不知廉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那八千六百五十元奖金老子不要了！一分钱也不要！从此之后，老子再也不写通讯报道之类的文章，不当恬不知耻的吹鼓手。有时间，就写小说散文，还是弄老子的文学。这样想着，王加根暂时平息了内心的愤怒，开始反思自己眼下的生活。

    自从他离开教育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后，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变化还是挺大的。工作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很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他都相继得到了。

    上班能够坐在装饰一新的办公室，对内对外联络有电话和传真机，借助打字机和复印机，基本上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出门办事——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能够用单位的小汽车。他大小是个官儿，手里的权力还不小呢。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接待所用的香烟、白酒和茶叶，都由他负责管理；全行干部员工的煤气本（液化气供应票），也由他负责办理和发放；司机、水电工、炊事员这些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能够随便调遣。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学习培训。出公差当然是很享受的，住宾馆，吃桌餐，唱卡拉OK，进豪华歌舞厅，游风景名胜……其实，那就是变相的公款旅游。

    纵然这样，王加根还是感觉不快活，经常无端地烦恼和苦闷。

    什么原因？人心不满百？做了皇帝想外国？当然不是。

    他的苦恼并非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的。常言道：有得必有失。进A银行工作之后，他得到了那么多，又失去了什么呢？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失去的，恰恰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

    他再也没有按月给自己下达学习任务了，再也不通宵达旦地看书、起早贪黑地写作了，写日记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前记日记，一年需要两三个笔记本，可现在一个笔记本两年还没有用完！自学考试中断了。英语讲座也没有收听了。家里的书柜和书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是为了给女儿找学习资料，他很少进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每天被繁杂的事务搅得头晕脑胀，风风火火地忙进忙出，慌慌张张地跑上跑下。安静下来时，回头一看，又没忙出个什么名堂。干的无非都是一些提草鞋、擦屁股、打边鼓之类的跑腿事情。这事要他协调，那事要他联系，一会儿要他签字，一会儿找他盖章，美其名曰“大内总管”，实际上如同用时有人找、不用时无人问的妓男一个！

    说起来是笔杆子，写的文章都是些老生常谈、枯燥乏味的“党八股”。他绞尽脑汁、苦心孤诣、字斟句酌地起草，劳神费力地炮制出来、打印下发的文件，别人有时看都懒得看。扔在桌上，锁进抽屉，或者直接丢进了垃圾篓。时间和精力、青春与才华都被这些徒劳无益的事务所损耗。下班回到家里，他总是累得骨头如散了架一般，还得强撑着，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即便是这样，老婆还骂他家懒外勤。方红梅老是觉得，承担的家务事太多了，责备他帮忙太少。还认为他洗衣服时故意不把衣服洗干净，害得她返工重洗。

    “你每天就不能早一点儿回家煮饭么？捱也要捱到下班之后！我是因为在教室里上课，没办法提前回家。你早一点儿走晚一点儿走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管你不成！住在这排简易宿舍的女的，个个都比我享福。她们打麻将都是男的把饭送到手里！我从早到晚总在忙，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成天当牛做马。自打你从孝天城回来后，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还没有以前舒服。”方红梅唠叨着，委屈得眼泪直流。

    王加根忍无可忍，也开始大喊大叫，训斥方红梅不知好歹，骂她不通情理。说实话，他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只要回到家里，总是主动找事做，很少空闲着。在外人眼里，他是个顾家的模范丈夫。方红梅竟然还要求他提前下班回家煮饭——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王加根认为，方红梅这是在逼他。

    他最讨厌的，就是方红梅那张蛮横不讲理、得理不饶人的嘴。想当初，在牌坊中学的时候，方红梅的唠叨、埋怨和谩骂，一度逼得他想自杀。现在刚刚混好了一点儿，方红梅又开始使用她的“核武器”，意欲何为？她究竟想干什么？

    王加根也承认，老婆的确很辛苦，但他们的家庭情况特殊啊！老人都不在身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不是同样比别的男人干得多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更何况，家里就三口人，又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做卫生拖地，就能把人累死了么？

    “我没指望你支持我干事业，没指望你来照顾我的生活，没指望你为我做出什么牺牲和奉献。你也就是比别家的女人多干了一点儿家务话。买个菜、做个饭、洗个衣、清个场就满腹牢骚，一肚子不高兴，这是他妈的什么贤惠老婆？我们又算哪门子美满夫妻？如果我将来得病了，或者因为意外伤残了，你不是要把我扫地出门？”

    方红梅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

    本科函授学习毕业之后，她再也不怎么看书了。每天除了上班和干家务，就是记着打麻将，连孩子的学习都很少辅导。暑假和寒假期间，以及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每天下午打麻将成了她的固定节目，有时打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落屋。

    好多个休息日，王加根提议夫妻俩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方红梅总是扯各种各样的借口予以拒绝。一会儿说街上灰尘太大，一会儿说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出门。王加根生气了，强行把她从麻将桌上拉下来，拖着她出门。她一到街上就开始抱怨。没有公园，没有像样儿的商场，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到处脏兮兮的，有什么转头？给她买衣服吧，她要么说款式不好，要么说价格太贵。这不合眼，那不合心。总而言之，不如打麻将或者在家里看电视舒服。

    王加根于是就发脾气，两人闹得不欢而散，噘着嘴巴子打道回府。

    归根结底，方红梅主要还是怕花钱。她既不愿意为自己花钱，也不愿意为王加根花钱。钱用在女儿王欣头上，也是寒寒滴滴的，脱不了小家子气。没办法，长期贫穷养成的节俭习惯，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方红梅在消费方面如此抠，引起了王加根的反感和不满。他觉得，钱赚来就是花的。赚的钱如果不花销，就等于废纸一样。

    身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王加根出门却没有一件像样儿的衣裳。在单位里，总是像瘪三一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个个穿得比他强。

    方红梅从来没有用心地布置过他，反而夸他入乡随俗，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王加根的几双丝光袜，都被脚趾头磨破了。他在家里说了好几次，方红梅才在街上的地摊儿上给他买了两双廉价的。拿回来交给王加根时，穿在脚上还嫌小了。方红梅就到街上去换，可又没有更大号码的。她就把袜子退了，说等以后碰到大号的再买。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她再也不提买袜子的事情了，搞得王加根每天只能穿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袜子。每次进入银行微机房，他都不敢脱鞋子，怕别人看了笑话。

    方红梅自己也是一样。她从来不化妆，也不注意衣着打扮，邋里邋遢，松松垮垮，搞得象农村妇女一样。刚满三十岁，就如同半老徐娘。她再也不过问王加根的写作了，也没兴致读王加根写的文章。看到王加根自学英语，就说他是猪鼻子插根葱——装象。嘲笑他学了十几年外语没有什么长进，嫌他听广播讲座影响她睡觉休息……

    工作上不顺心，家庭生活不如意。每天循环往复，平平淡淡，没有波澜，没有故事，没有激情，更看不到成绩。无聊！真的很无聊。王加根感觉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损耗，身体在一天天变老。

    日子不能继续这么过下去，必须有所改变！要摆正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位置。如果工作不能让自己开心，努力了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那就把重心转向学习和生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何必为赵国栋这样的小人去卖命？他小肚鸡肠，嫉贤妒能，不讲信用。这样的领导有什么跟头？自己按部就班地混钟点，能敷衍就敷衍，能糊弄就糊弄，没有必要充当什么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这样想着，王加根慢慢平静下来，把烦恼暂时抛到了脑后。

    接下来的日子，他尽可能表现得低调。不声不响地上班和下班，脸上很少露出笑容。碰到赵国栋连招呼都不打，也不再过问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都知道王加根情绪低落的原因。有人同情，有人气愤，也有人嘲笑，甚至幸灾乐祸。

    赵国栋见此，也觉得比较尴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单位突然收到一份来自A银行HUB省分行的文件。A银行孝北县支行自成立以来，收到的大多是市分行、孝北县委、县政府和孝北县人民银行的文件。省分行的文件都是通过市分行转发，省分行直接给孝北县支行寄文件，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王加根拆信封时，也觉得比较蹊跷，怀疑是省分行把文件寄错了。

    他打开文件一看，标题为《中国A银行HUB省分行关于表彰一九九三年度优秀通讯员的通报》。全省有十个优秀通讯员获表彰，其中就有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王加根。

    这份文件送到赵国栋那儿时，赵国栋感到很震惊，同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和亢奋。

    他提起钢笔在文件处理单上写了好长一段话。大致意思是，王加根同志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第一个受到省分行表彰的员工，希望全行干部员工向他学习。他最后还提议，给王加根颁发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