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是第一妙着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飞黄腾达。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纳、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一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着；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者胜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期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錱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作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

    爱面子是很多人的性格弱点。的确，面子是个大问题，因为人人都要争面子、抢面子，为的是不丢面子。实际上正是由于怕丢面子，有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害怕自己做不好什么就丢脸，让人难为情。成大事者必须放下架子，不怕丢脸面，才能最后为自己挣回脸面。

    一个人获取胜局了，会引来许多麻烦。当然，自己的面子可能就难保了。爱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有的人往往因为“爱面子”常常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曾国藩虽然是一个很讲面子的爱谦让之人，但当他久久期盼的机会来临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立刻抓住这一机会。

    湘军准备展开安庆之战的时候，太平军李秀成与陈玉成用计一举攻破了清军的重要军事防线——江南大营。而这一军事形势，给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带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就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来临，倒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多亏了肃顺的推荐和斡旋。

    咸丰皇帝在北京听江南大营被攻破的消息，惊恐万状。他知道，清军绿营的最后一点家当，这次全部输光了。多少年来，他始终在做一个梦，想让湘军攻打长江中游的太平军，而由绿营攻打南京地区的太平军。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而胜利的果实却可以由绿营来摘取。湘军正因为能够打仗，所以他不想让它得到太多的荣誉。否则，这支武装到时候骄横不可一世，谁也控制不住它，它真要到北京来造朝廷的反，或者来个藩镇割据，那怎么得了？可是现在，江南大营的溃败，使得咸丰皇帝不得不从梦中醒来，他必须面对新的现实。他把能打败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湘军的身上，寄托在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的身上。

    当咸丰皇帝还在梦中似醒非醒之时，肃顺在暗中推了一把，将曾国藩推上两江总督的官位上。

    当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之后，咸丰皇帝本来准备让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得知之后，便向咸丰皇帝进言道：胡林翼在湖北，政务军务一切都处理很好，不能将他挪走。不如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样，长江上下游便可得而治。

    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就这样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这一极为重要的官位。

    事实上，除了曾、胡之外，当时确实再难找出两江总督的人选。对这一点，湘军内部也有认识。对于江南大营溃败后的这种深刻变化，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似乎早有预感。当江南大营被完全击破的消息传到安徽和两湖时，湘军将领丝毫不为自己同类的悲惨结局而伤心。相反，他们一个个都充满了喜悦之情，深感鼓舞，额手称庆，以为是湘军出头的日子到了。左宗棠在湖南听说后，发出了长长的感叹：“天意其有转机矣！”

    身旁的人问他为何这般感叹，他解释道：“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所说的“后来者”当然指的就是湘军。

    6月17日，咸丰皇帝的上谕递到安徽，曾国藩捧读之下，泪流满面。这是朝廷送给他的一份重要的礼物，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已经盼望了好多年，现在终于盼来了，此番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他赶紧给咸丰皇帝拜发谢恩折，就怕这到手的官位一不小心便会溜走一样，他要将它抓得牢牢的，绝不再松手。在谢恩折中，他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客气，那样的推辞言语，字里行间所表露出的完全是踌躇满志，还有准备大显身手的决心。他说：国家多事之秋，岂臣子怀安之时！计惟有殚心尽力，啮指誓师，揽辔而志澄清，尽收疆土；下车而生疾苦，速拯痍，庶几仰答高厚于万一。

    胡林翼在湖北听得这一消息，也表示：“朝廷能以江南大事交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

    △曾氏宽心性格之解密：

    宽恕乃成功之本曾国藩认为，一个善于做人的人，总是以去除嫉妒的方式去宽恕别人。我们知道嫉妒就是对才能、际遇、名誉、地位比自己好的人怀有怨恨的情感。这是一种负面的做人之道，是人际交往中的不利因素。做人应当有宽容之心，不可有嫉妨之恨。你是一个耿耿于怀，视别人为永远对手的人？还是一个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的人呢？宽恕别人是为了什么？为了求得成功的资本。

    宽恕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楚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所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的做人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做人品质，一种正确的做人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恕的胸怀。做人宽恕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与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从恶交到宽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杰佛逊在就任前夕，到白宫去想告诉亚当斯，说他希望针锋相对的竞选活动并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情，但杰佛逊未来得及开口，亚当斯便又咆哮起来，“是你把我赶走的！”二人的友情自此破裂，中止交往达11年之久。直到后来杰佛逊的几个邻居探访亚当斯，这个坚强的老人仍在诉说那件难堪的往事，但接着冲口而说出：“我一向都喜欢杰佛逊，现在仍然喜欢他。”邻居把这话传给了杰佛逊。杰佛逊也不计前嫌，他主动请了一位彼此皆熟的朋友传话，让亚当斯也知道了他的心里话。后来亚当斯回了一封信给他，两人从此开始了美国历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书信往来。

    可见，一个人只要持有宽恕的做人原则，就能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为自己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怎样才能以宽恕为做人之本呢？这里想提出几条参考建议。

    （1）做人必须具有向上精神：嫉妒别人的人往往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嫉妒别人身上，而自己却产生焦虑、悲哀、猜疑、消沉、烦恼、敌意等不良情绪，这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为什么要嫉妒他人呢？你把对方的长处学习、借鉴过来，不就成了自己的宝贵财富么？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与其将有限的精力耗在嫉妒他人的成功上，不如抓住时机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不更有意义吗？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对手，使他和自己一样空无，而应该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鲁迅的话语重心长，因为别人有所建树并不妨碍自己。我们可以把鲁迅指的前人理解为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比自己先成功的人，包括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生活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活中的嫉妒主要发生在同一环境，同一领域中的人中间。普列汉诺夫曾说：“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因为某一个人物成功而妨碍另一个人物获得成功的情形是稀少得无比的。”一个观点的提出，一项研究的成功，留给后人的是新开拓的领域和道路，因而供人驰聘的天地更加广阔无比。在科学的领域里如此。在其他领域里也如此，只要你肯于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的心理素质，你一定能以真才实学赶上或超过别人。嫉妒这种负面情感是阻止青年前进的拦路虎。当你全心全意地去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时，就不会有时间去嫉妒别人了，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绪，能享用它的只能是闲人”。

    （2）做人必须去“酸葡萄”而取“甜柠檬”：“酸葡萄”心理是指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便故意贬低它的价值，以使自己感到心安，抵消心中的不服气。伊索寓言中，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故事众所周知。这说明想吃葡萄而吃不到的人用贬低葡萄的办法来求得心理平衡。意思是说，不好的东西我得不到也无所谓，这虽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但只要能安慰自己不去嫉妒别人也算是可取的。甜柠檬心理是指一个人知道自己眼下的境况很不理想，却强迫自己说：“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3）做人可以帮助敌对者：当你发现你所嫉妒的人需要有人帮助去办成一件事情时，你就应全心全意地去帮助他。这时，你与他的目标一致了，就会由嫉妒他的心理而转向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的心理了。当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完成后，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长处，你们也由敌意者变成合作者了。

    嫉妒别人是庸才的做人方法。你应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的进步，然后试图超越他。没有赛跑对手，你就不会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找一个能赛跑的对手，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因而你就会进步更大、更快，不断鞭策自己永往直前，取得人生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