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

    刚强的性格永远是成大事者的基本特质。天下的事没有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必须要靠刚强的性格去征服。这是最基本的成功法则。

    很多人看到不幸或失败迹象就心灰意冷地抛弃目标。成功者抱定决心，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直到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个人在成功之前，一定会遭遇到很多挫折，甚至遭遇某种程度的失败。在失败重重打击一个人时，最简单和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是放手不干，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

    古今中外，众多的成功者并不是依赖机会或好运气，而是得力于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缺乏坚韧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多数人常见的共同弱点。这弱点可用努力加以克服。

    在激烈的竞争中，要想获得成功，不可缺少坚韧不拔的精神。

    别让外在的力量影响你的行动，虽然你必须对他人的惊讶，和你面对的竞争做出反应，但你必须每天以你的既定方针为基础向前迈进。用你对成功的想象来滋养你的强烈的欲望，让你的欲望热情燃烧，最好能烧到你的屁股，随时提醒你不可在应该起来而行动时，仍然坐待机会。

    观察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经验，第一条应当是“坚忍”。大概一个人不能像曾国藩那样坚忍就无法有顽强之力，与各种险境抗争，与各种人过招。因此，有必要看一看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成功经验——“坚忍。”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何为“坚忍”者？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4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居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在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渡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藩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1862年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放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40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

    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总是渺小的。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忍受住逆境的折磨。

    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事业会遭受损失。正派而能干的人是不能展示才干、发挥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申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他于1866年12月在一封家书中历数自己经历许多逆境而成功的例子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唯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又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对身处逆境时应守的道理，曾国藩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用强者心态挑战挫折

    美国著名性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世界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意志坚强的人，另一类是心志薄弱的人。后者面临困难挫折时总是逃避，畏缩不前。面对批评，他们极易受到伤害，从而灰心丧气，等待他们的也只有痛苦和失败，但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这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体力劳动者，有商人，有母亲，有父亲，有教师，有老人，也有年轻人，然而内心都有股与生俱来的坚强特质。所谓坚强的特质，是指在面对一切困难时，仍有内在的勇气承担外来的考验。”

    如果你也如此认为，如果你也对积极心态的力量持一种否定与排斥的想法，那说明一点，你并不完全真正了解积极心态力量的本质。一个积极心态的人并不会否认消极因素的存在，他只是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其中。积极心态要求你在生活中的一时一事中学会积极的思想，积极思想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使我们在面临恶劣的情形时仍能寻求最好的、最有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追求某种目标时，即使举步维艰，仍有所指望。事实也证明，当你往好的一面看时，你便有可能获得成功。积极思想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也是一种主观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你是选择积极的心态还是消极的心态？如果你不选择前者，并且紧紧地抓住它，后者就会被迫自动送上门来，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折中和妥协。那么，你必须在两者中选其一。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克服和阻止性格中的弱点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一生中就碰到过许多困难与挫折，每当这些时候，我也读过不少积极心态的力量的书，可是仍解决不了问题。”也许还有人会说：“是的，我也认为那一套没用。我的事业正陷入低潮，我也试过积极心态这一招，但我的生意依旧毫无起色。积极思想无法改变事实，要不然我怎么还会遇到失败呢？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那你就像鸵鸟一样，只顾把头埋在沙堆里，不肯面对现实罢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就是告诫人们，失败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或者说损失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菜根谭》中的一段话说得更加明确：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石厉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这就是说，对失败与成功要有辩证的态度，失败和成功是经常可以互相转化的。因为一个人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身边所接触的全是犹如医疗器材般的事物，在不知不觉中会使人产生一种危机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磨炼自己的意志，由此把人带入成功；反之，一个人生活在无忧无虑的顺境中，这就等于在你的身边摆满了刀枪利器，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的身心受到腐蚀而走向失败。这就告诉人们，失败的时候，有利于奋起，下一步就是成功；成功的时候，会导致骄傲，下一步就是失败。因此，成功与失败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遇到失败不要悲观失望。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深有见地，他不仅自己能够正确地面对失败、挫折，而且当他的亲人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也以这种态度深刻有见地地去开导他们。如他的弟弟科考不利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写信说：洪弟考试不利，一点儿小小得失，不值得在意。补发的案卷上有名，不去复试，较为妥当。今年的院试若能考得满意，才真正是大幸；即使不被录取，去年家里既然已经考中一人，今年有点小挫折，也属自然盈虚曲折的道理，不必郁闷忧愁。植弟的书法非常好，然而按照惯例，凡未经过岁考的人是不符合选拔条件的，弟若去参考选拔，必定会受到同行的指责而被冷眼相看。及至选拔不上，旁人也不以为是不符合条件而失利，反而认为是由于你写作不好而被除名的。自己既然明知道去参考不符合惯例，又何必要去受人家一番指责呢？弟来信问我是否应该去参考，我的意见是应以科考正场为依据，如果正场能取一等补廪，则考试选拔时，就已经是作为正式的廪生入场了；如果不能补为廪生，而是作为增生去考试选拔，那就全然不必去参考，以免白白招人妒忌。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着眼于大局、对小的失败或挫折能淡然处之的人。攻占天京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后也招人忌恨。尤其是锋芒毕露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仿佛不回籍“养病”就不能平息众怒一般。曾国藩对他说：我们兄弟已占尽天下难有的功劳，这段历史怕是要载入史册的。至于那些怨谤的话，已无足轻重，听之任之吧。曾国荃回到家乡后，他更是一天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主要强调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曾国藩的劝导、鼓励，曾国荃的心绪也好了起来，不久也就出山了。

    但是，真正有远见的人，还是在挫折与失败中，保持希望与热情、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或者是在胜利中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尽量避免失败与挫折，曾国藩可谓是一个这样的人。

    遇到挫折，就放弃获取成功性格的念头，恐怕是很多人的习性。在挫折面前，要有强者心态。曾国藩在挫折面前，从不低头，故才能出头。

    再困再进，再熬再奋

    一个具有惧怕性格的人只能被困境打败，这个道理不用多解释。人有毅力万事成，人无毅力万事崩，成功性格的全部秘诀只有8个字：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打击，在逆境中，我们要培养出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神经，坚强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练就。

    困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困境，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成功。如果一个人被困难吓倒，灰心丧气，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会走出失败的阴影。

    成功人士都是不惧怕困境的。面对长期的困境，他们或默默耕耘，或摇旗呐喊。他们凭着一副熬不垮的神经，一腔无所畏惧的勇气，振作精神，发愤苦干，以图早日突破困境的牢笼。

    与其说他们的成绩是速度的胜利，毋宁说是意志和恒心的胜利！

    一种坚强的性格可以帮你渡过难关，一副坚韧的神经可以让你经受磨炼。成功之路从不平坦，在挫折中站起，在废墟中重建，只要心不死，志不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硬汉。

    坚忍的性格，是一切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或许缺乏良好的品质，或许有各种弱点与缺陷，然而他们具备了坚韧的性格。这是所有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涵养。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不管处境如何。他们总能坚持与忍耐，因为坚韧是他们的性格。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难”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以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为什么“打脱牙”还勇往直前？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获取成功性格的秘密——不怕走独木桥。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在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人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帮助湘军。至十月底，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60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3000多，船舰200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与江西合募平江勇4000余人，其中3000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8500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錱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于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且军饷不足，江西涌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唯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5000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