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收税这件事情，姜星火非常上心。

    土地税自不必说，就算是以浙江为试点开始建设的商道，也需要税卒卫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皇权下乡必然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而且因为现在国内的商贸网络刚刚开始建设，税收必须从头抓起，所以更得投入关注。

    而海洋贸易则稍微好点。

    现在海洋贸易的税收，因为审法寺已经修改了海禁的天宪条文，所以，洪武时代严格的海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关税呈现出逐步恢复增长的态势。

    赵羾负责的市舶司，基于现有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开始逐步整顿和培训官吏，建立完整的缉私舰队，而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现有的人手，肯定是不够的。

    而姜星火手里最主要的人才来源，就是从国子监的高级学堂“率性堂”中毕业的监生，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读书，又有一部分临毕业时观政（类似于实习）耳濡目染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能力。

    但这些人却并不能完全地补充到空缺的大量岗位中，因为这些监生，都是奔着当官，尤其是当京官去的，这样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想要放到外地使用并不容易。

    为此，姜星火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

    嗯，还是用的老朱的名义。

    提到这里，要简单说一下老朱对科举的态度，突出一个反复无常。

    在吴王时期，老朱就下诏筹备开科举，并且放了狠话，“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瞧瞧，不考科举不让人当官。

    但打脸很快就来了，洪武六年的时候，老朱就发现了，科举招来的这帮人，笔杆子可以，真办事还真就不行，所以说了“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又把科举给暂时罢黜了。

    但是不用科举用什么呢？光靠国子监，肯定是不行的，大明的国土太大了，总得给其他远离首都地区的读书人一条出路吧。

    而且，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继发生，官员空缺的实在是厉害。

    于是，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复科举制度，京师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举行乡试，被录取者为举人，翌年会试于京师，被录取者为进士，中了进士马上就能当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正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进士是通天坦途，举人想做官却困难的多得多。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以考试来确定前途的人事制度，虽然形式公平，但存在着实际效率低的事实，不利于发掘人才潜质，调动落榜人才的积极性，很多科举名次很高的才子，仕途爬的很高，但却极度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缺乏，或许可以通过大明行政学校的轮训和针对性培训，来部分弥补，但制度性的缺憾，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而眼下，又确实缺进士和国子监监生都不愿意去从事的地方基层官员位置，那怎么办？

    小吏晋升成官员，是想都别想了，现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那就只能空着？

    可虽然空着，总不能学带清卖官鬻爵吧？

    姜星火给的办法，就是增加举人做官的机会，开放新的上升通道。

    “国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砺名节，建立事功，以共成盛世，非徒以一日之短长，遂为终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滞于其间也。今布列中外，自州县正官而上，大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数，进士居其三，举人居其七，所谓进士举人者，亦惟假此为纲罗之具，以观其它日之何如，而非谓此必贤于彼也.而今日之宦场，其系举人出身者，则众甚薄之。

    进士未必皆贤，举人未必皆不贤，至于升迁，则进士治绩之最下者，犹胜于举人治绩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与进士同升，然要其后日则进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举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选，则惟进士得之，而举人不复有矣。其偏如此，遂使进士气常盈，举人气常怯。盈者日骄，每袭取而寡实；怯者日沮，率隳堕而恬汗。

    臣以为欲兴治道，宜破拘挛之说，以开功名之路，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进士而优则先之，苟未必优即后以举人无妨也；举人而劣则后之，苟未必劣即先以进士无妨也。

    吏部自行体访，但系贤能，一例升取，不得复有所低昂。夫举人与进士并用，则进士不敢独骄而善政必多；进士不敢独骄，则举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可富，而教化可行。

    永乐盛世，可庶几望也。”

    姜星火的奏疏写的相当有水平，先陈述问题现状，然后陈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再讲具体方法，最后展望未来。

    尤其是倒数第二段，说白了就是鲶鱼效应。

    朱棣看的很高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朱棣的脑袋没那么死板，让举人当官，在他看来没什么不可以，并不一定非得要进士，在北方举人学历已经很高了好嘛。

    所以，朱棣大笔一挥，批示道“祖宗用人原不拘资格，近来国朝用人制度以致人无实用、事功不兴，国师所奏具见经济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禆益，依议着实举行”。

    在地方人事制度上，姜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府、州一级，依旧维持现状，但对于县一级的基层吏治，为了配合皇权下乡的行动，开放了经历、照磨、主簿、典史等基层官员的举人新人任用，但必须保证异地用人，也就是该举人的户籍地跟任职地至少要跨一个布政使司，也就是还保持流官，只不过资格要求降低了，省掉了漫长的排队派位时间，同时这是为了防止这项政策沦为地方豪强反过来加强地方控制力的措施。

    同时对于回避制度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也就是弹性回避，对于不入流且基本只有责任没有油水的官员岗位，譬如学官、司教、驿官、闸坝官等，在没位置的时候，允许在本布政使司跨2-3个府任职，不再强制要求必须安排在其他布政使司。

    当然了，制度有放松的地方，那就肯定就有收紧的地方，为了扩大用人范围和效率做出的改变，必然在监管上要进行配套。

    对于都察院和吏部的考察范围，也对应地扩大。

    以往一般性的考察，通常仅到知县这种基层正职为之，而现在，既然其他基层的首领官及佐贰官享受了政策放松的待遇，那就得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且这些基层官员在地方上，由于直接负责治理民事，就算不是“土皇帝”那也是“土大王”，在地方耀武扬威者甚多，为非作歹者也不少，所以人事考察制度必须扩大到这一层级。

    根据这套制度修改意见，吏部和都察院也是修改了对应的制度，并且用《邸报》明文公告天下。

    “都察院参劾故事，止施于州县正官，而不及佐贰、教职，中间虽有不肖彰闻者，远则必待三年黜落，近则改升正官，俱属宽纵，不足以示惩。今都察院及吏部，但行监察，则所属佐贰以下罪过显著者，遵旨逮问，差薄者革任闲住，每季具题，以备复奏。”

    按照姜星火的“剔蠢厘奸之术”，既然京察的效果不错，那么吏治上的改革，随着太学之会的结束，整个朝野舆论风向的转变，也开始了无人可挡的推进。

    一则少非议，二则振纲纪，三则重诏令，四则核名实，一条一条，逐步落实了下去。

    其中第四条里的裁汰各衙门冗员、限制‘隐性官员’权力、严惩盗卖国家物资，更是在京城里弄得一地鸡飞狗跳。

    但这就像是屋子换了新主人，就一定要打扫干净一样，即便有些暂时的尘土飞扬，那也是在所难免的。

    很多靠着走关系进来的小吏被革职，而之前盗卖国家仓库物资的官吏，更是被锦衣卫连根拔起，虽然跟洪武朝那时候大案的规模比不了，但也算是牵扯不小，空出来的位置倒也不用担心，自然会有人补上。

    在大明，最不缺的就是想当官的人。

    那么多士子寒窗苦读了不知道多少年，为的就是当官。

    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朝廷有多少位置，都是能填满的，不存在有官没人做的现象，除非是洪武朝时期那种恐怖的连兴大案，把人吓怕了。

    通过考成法和京察，一手带刺萝卜一手沾血大棒，先是重点敲打了京中官员，随后整顿了宦场风气，清除冗员，补充了基层官吏，剩下的就是对正经的京官的补充了。

    这一点，自然就是依靠今年甲申科会试了。

    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甲申科会试是一桩著名的疑案，当时的主考官是解缙和黄淮，读卷官是胡广、胡俨、杨士奇、金幼孜，而这次科举，在状元人选和整体录取问题上，都存在着极大地争议。

    世人都认为刘子钦本来该当状元，但因为主考官解缙不喜欢刘子钦，认为其目中无人、骄傲自大（同性相斥？）于是私下将考题泄露给曾棨，导致曾棨高中状元，刘子钦仅为二甲第十二名，而曾棨是永丰人与解缙有旧，榜眼周述、探花周盂简，既是曾棨的弟子，又是解缙的同乡吉水人，这个排名被朝野普遍认为解缙培植亲信笼络党羽，这给解缙后来的人生和仕途埋了个大雷。

    同时，江西籍贯的考生依旧维持了强势，占据了这一科的前七名，包括一甲进士三人：曾棨（永丰人），周述（吉水人）、周孟简（吉水人），和二甲进士的前四名：杨相（泰和人）、宋子环（庐陵人）、王训（吉安人）、王直（泰和人）。

    在整体录取比例上，江西人也占了三成之多。

    而在这个时空里，解缙和黄淮都被外放了，此时解缙正给老师董伦扶灵回乡呢，所以甲申科的这颗雷，也轮不到他来踩。

    按照大明的制度，乡试中式的举人，于二月入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以往各届会试中未中的举人也可一同应试。

    所以，大皇子闭门思过的三个月还没结束，主考官不出意外地，被任命给了姚广孝和宋礼，而阅卷官则是内阁的三杨。

    嗯，姜星火还真没把杨士奇怎么地。

    这里面有个说法，就是科举会试，在明初时候的规矩，跟明代中叶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主考官，两个人的人数没变过，但在明代后期，那必然是内阁宰辅用来培植党羽的。

    而在宣德、正统时，就要求三品正卿兼翰林院学士，至弘历以后，一般以大学士一人、翰林院学士一人，或“大学士即宰相，或侍郎二员”。

    但在明初，则是会试同考官不限品级、出身，最初由礼部推选，翰林院官、京官、教官都能上。

    嗯，划重点，“礼部推选”。

    会试是礼部的重点工作之一，礼部现在在变法派手里，所以推选谁，只要皇帝不插手，那就是姜星火说了算。

    会试乱不乱，国师说了算。

    但国师不好意思亲自上，所以让资历深厚的黑衣宰相上了，再配个礼部侍郎，没人能挑的出什么毛病。

    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六结束的太学之会，没过几天。

    二月初八，永乐帝钦命礼部尚书卓敬前往孔庙，祭大贤至圣先师孔子，祭祀结束后，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便正式开始了。

    二月初九，姚广孝、宋礼、三杨等人，就都跟着考生一块进考场了。

    而甲申科会试在制度上跟过去没什么区别，主要有区别的地方，在考题上。

    考试时的弥封、誊录、校对、阅卷、填榜等手续与乡试一样，场地在南京夫子庙贡院，考生都在单间里考试，在进去前先搜身，每人发三根蜡烛，进去后房门马上封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

    单间里面有两块板，坐着就是椅子，展开就是床，下面放着马桶，吃喝拉撒都是在里面，吃食还得自己准备，因为持续好多天，所以一般都带不容易腐败的食物，通常就是大饼和米饭，然后配上熏肉、咸菜，不然的话，要是食物馊了，肚子再窜稀，那一边吃一边拉一边考，晚上还得睡在马桶上.

    总之，自打二月初九开始考试，夫子庙贡院就落锁了，外面都是甲士围着，这时候就算京城要被攻破了，里面的人都不能出来。

    反正姚广孝和宋礼以及内阁的三杨，这时候全都得待在考场的评卷房间里，谁都出不去，内阁只剩下胡广一个干活的。

    那边更辛苦一些，倒是不好评判。

    虽然会试是从初九开始，但一般二十五、二十六日就得开始填榜，二十九日（非闰月）就必须要发榜，时间上是非常紧张的。

    淘汰，其实从初九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场试五书（新增《荀子》）义（限300字）三道，五经义（限500字）四道。

    虽然第一场经义上面，在考试时间上没有规定得多久写完，理论上只要在第二场之前交上就行，但越早交，理论上考中的概率就越大，因为排名和筛选一般都是赶早不赶晚的。

    当然了，收上来的考卷，考官们暂时看不到，在士子交卷后，还有好几道关卡呢。

    第一关是弥封官，收卷官根据所治经书分类，然后送至弥封官处弥封，将试卷上填写姓名的折角盖上关防印记。

    第二关是眷录官，由书吏用红笔滴字不漏地抄写一遍试卷，考官只看抄写的副本，原本则另行封存保管，这是为了防止阅卷官辨认字迹，杜绝场外串通的可能。

    同时，眷录官需要把没有注意避皇帝讳的、自述了门第等个人信息的、在卷面做了特殊标记的、字数不符合规定的、夹带草稿纸的等等不合规的卷子，统统都筛掉，这是考试规定，跟内容无关，你写的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你违规了，那就必须要筛掉。

    第三关是对读官，也就是说眷录好的副本还会由专门的对读官负责组织人员进行对读，一人读红卷，一人读墨卷，两人一组，必须一字一句用心对读，确保万无一失。

    如此一来，经过弥封、眷录、对读三道关卡之后，无姓名无标记无纰漏的试卷副本才会交到考官手中。

    而因为要保证会试的公平公正，同一份答卷往往需要好几位考官分别批改，实际上的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工作久了必定会头晕眼花出错，造成对后面阅卷考生的不公平，所以并不是所有试卷都是姚广孝、宋礼和三杨去阅卷的，这里面还有很多“同考官”。

    这些“同考官”，基本就都是从《永乐大典》编修组里拽出来的翰林院成员们了。

    会试试卷的评阅是在第一场考试之后进行的，两位主考官、三位阅卷官和几十位同考官在评阅过程中面对同一份试卷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主要有对比评阅法、词句评阅法、证据考察评阅法、经义衡量评阅法等等。

    而且不仅仅是考官们不能出院子，为了防止互相之间有联系，制度规定，判不同题目的各房考之间的同考官，也不能互相往来，吃喝拉撒都得在自己的房间里。

    只能说，考生痛苦，考官也挺痛苦的，从初九晚上开始，就要通宵达旦地进行试卷批阅，工作量过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分昼夜。

    而第一场考试，考的是五书和五经，所以同考官分为两组，一组是五书房，一组是五经房，这个不同组的同考官人数，则是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来分配的，同时也跟题目有关。

    呃.还有一点，通常不会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的流行风向影响。

    士子选择五经里的何经作为本经，往往与其家学渊源、老师、就读的县学府学都有关，但从大数据分析的话，研究《诗》《易》《书》的人数远远大于《礼记》和《春秋》（这里有个题外话，本来应该是考六经的，但是《乐经》已经失传了），这和前三者的字数和难易程度比后两者来得简单许多也有关系，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常令专攻的士子知难而退。

    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一般科举出题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地偏向《礼记》和《春秋》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说，既然朝廷知道士子们学的最多的科目是什么，那么其实是可以人为地控制“大小年”的，这就有点赌运气的成分了。

    而这种“大小年”，士子往往会通过朝廷对于用人的需求来判断。

    今年甲申科，因为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们普遍认为，第一场考《诗》《易》《书》的概率要远超于《礼记》和《春秋》，因为这样会造成科举“大年”。

    很遗憾，姜星火不是一个喜欢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经重点考《春秋》，五书重点考《荀子》。

    因为主要是“同考官”们负责批阅试卷，而主考官和阅卷官则是负责后面的审核，所以“同考官”们，其实才是真正掌握着举子们命运的人，他们通常是用“青笔”来写评语的，一般评语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字数在三十个字左右，如果写了一堆好评，那就代表着该“同考官”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阅卷官推荐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阅卷官都会重点关注一下。

    但是因为名额有限，一般三甲进士就录取三百多人，所以阅卷官和最终决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还会将几十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筛选掉一片，然后再从剩下的卷子里优中选优，进行第一场考试的排名。

    永乐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场考试，考试论（限600字）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答一道，试论就是议论文的意思，题目也是从五书五经里出，但跟第一场不一样，不需要用八股文来答，随便你怎么答，散文骈文都可以，重点在于议论文本身的质量；判语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门对于下级单位递交上来的文件的批语，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两个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文件、两个六部的、一个寺里的，也算是为国筛选实用人才了；诏、诰、表则是皇帝的公文写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诏、诰、表，一般都是汉诏、唐诰、宋表，也就是说情景模拟，给过去的朝代写皇帝的公文，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触怒现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题目就是“拟汉武帝与西域大月氏诸国诏”“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拟宋群臣贺孝宗做敬天图表”。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则是简单很多，就一道题，策问，考的是时务策（1000字以上），策问要求文字平铺直述，不尚文藻。

    策问，就是以“问”来开头，给一段材料，在阅读材料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来说，策问属于附加题，从重要性排序上，会试重点看第一场经义的八股文，然后是第二场的试论判语和诏、诰、表任选，最后才是策问。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在考试之前，就明确说了三场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问的得分占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问的题目就是“论宋朝四民皆本与开海裕国之国策”。

    说的是宋朝，但所有参加会试的举子都知道，这是说的今天的大明。

    而且既然甲申科的会试，从主办机构到主考官，全都是变法派的人，那么自然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或者说考官的喜好，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也有可能给伱阅卷的“同考官”是个保守派，暗戳戳地把倾向于变法的策论卷子给罢黜掉，但这种概率始终是不大的。

    头铁的有没有？也有，但是这就是属于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绝大多数举子，不管是确实倾向于变法，还是为了自己的前程，都选择了写这些宋朝国策的好处。

    而这就是掌握科举的目的之一了，你别管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只要你写了，以后你身上就会被先贴上一个“变法派”的标签，而且如果科举始终是这个标准，那么以后大明的士子们，肯定会重点研究变法的这些东西，思想和行动自然会倾向于变法，如此持续下去，那一届届科举考下来，还愁变法不成吗？再加上国子监现在思潮已经全面转型，大明行政学校更是姜星火完全控制的，三条用人通道都在控制里，那么未来就是属于变法的。

    二月十六，交完卷子，对于甲申科的考生来说，这一届科举就算是暂时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由他们掌控了。

    二月二十五，所有考官汇聚在一起，将排好的试卷号码填入草榜中，然后锁起门来，将朱卷和墨卷一一对号，经查无误，则将朱卷和墨卷捆起封存储于堂中，待二十六日正式填榜。

    二月二十六日，姚广孝等人又齐聚一堂，开始填乙榜。

    二月二十七日，填甲榜，也称正榜，从第六名开始填，第六名到第十八名的名次决定权主要还是在主考官手中，剩下的，则是直接汇报给朱棣和姜星火，他俩已经在宫里等着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