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区的一个小院里住着十余户人家，都是租户，其中一间布置成了新房。

    婚后的新生活是愉快的。愉快的生活持续了十天，第十一天出了问题。上午，那支娶亲的队伍来了。我母亲大感惊奇，我父亲却很坦然，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让我母亲出屋。他们进了屋，很快就出来了，把新被褥搬出来了。我父亲和他们告别，就像送老朋友一样。我母亲试图阻拦，却被我父亲挡住，说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对你说。

    我母亲大声说，他们这是抢东西，你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吗？

    不是抢，是借的，今天该还了，我父亲很淡定地说。

    我母亲以为听错了：被褥还有借的？我父亲耐心地解释说，租借新被褥是他们的服务项目之一，借期最多十天。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你是个骗子？

    不是我，是我师傅的主意。这年头谁买得起新被褥？你别急，这些东西我很快就能给你挣回来。

    最冷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天怎么过？终于争取到自主婚姻，却找了这么个不可靠的人，更不知道他以后还会怎么骗自己。越想越可怕，我母亲哭了。

    下午，言老大来了。他说，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骗子。那头绑了一根红绳子的猪就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别的钱是大家伙儿凑的。我们来了这么多年，谁也没给家里捎过钱，回去更不行。没办法，是这世道不好。咱们就这么熬着，等共产党、八路军打下天下来，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共产党八路军能行吗？我母亲问。

    我看能行，这世道一定会变。你说，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

    当然是穷人多。

    这不就结了！穷人都向着共产党，这世道还不变吗？

    我已经是八路军的人了，我父亲在心里说。

    那个乘客是共产党皇姑屯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峰，是我父亲的领导，我父亲是情报员，两人单线联系。我父亲和党组织其他成员彼此或互不相识，或虽见过面但互不了解对方任何情况，每次传送情报时用暗语。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或周围情况可疑，用规定的肢体语言告知对方，迅速离开。如果有一次对方不回答暗语或答错了，他就是叛徒，附近有很多特务，这时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跑了。几年来，在大多数时候，我父亲是在规定的时间按规定的方式把情报藏在规定的地点，至今尚未出现过危险。每次和薛峰见面，薛交给任务，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新的暗语。如薛未按时出现，三天后再来；届时薛如果仍未露面，那就只有来世再见了。有时，薛峰给我父亲一点钱，或一袋粮食，甚至猪肉。上次见面，薛峰说党组织已批准我父亲入党，有了开会的条件时就举行入党仪式。

    虽然相信言前辈的话，但是我母亲隐约感到，自己的男人有事瞒着自己，并不仅仅只是个“好人”。

    婚后第五天，天还早，我父亲带回家一袋小米，足有二三十斤，颇有些得意。我母亲查看了小米，是当年的新粮食。

    这是哪来的？我母亲惊奇地问。

    你说哪来的？我挣来的，不是偷的！丈夫很不耐烦，妻子就不敢再问。

    其实丈夫心中得意，很想说这是八路军发的。

    他不可能在大半天时间里挣来这么多新小米，否则结婚时就不用借新被褥。如果用工钱买，每次都是买陈年的高粱米。更何况白布袋子九成新，这年头谁会送给人这么好的口袋？晚上，我母亲借邻居的大锅熬粥，和邻居们分享。粥还没熟，香气已经飘进全院人家。

    他是干什么的？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人是自己找的，只好听天由命。我母亲暗暗担心。

    我母亲还不知道一件事：家里有一把德国造手枪，1粒子弹。

    从老家带来的两斤重的小棉被改成褥子，下面铺的是草垫，两条薄薄的旧棉被，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寒风，小屋里像是冰窖。和这个小院里的各家一样，没有火炉取暖。早晨倒尿盆，得敲破里面的一层厚冰。

    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我父亲买了点心和酒，岳父为女婿摆上火锅，气氛很温馨。小女儿见了父母很委屈，说了婚后的日子挨饿受冻，忍不住哭了。她出嫁时几乎没有任何嫁妆，这么做也是想得到娘家的帮助。她还坚持认为，她和三个姐姐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一些家产，虽然没在父母面前说出来。

    她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先进思想过于超前，超越了时代。

    父母无动于衷，或者说是爱莫能助，因为这个家是儿子的，儿子在给他们养老。唐二叔听老闺女说话，像是在听别人家的事。

    我舅舅彰显出富人的高傲和脾气，怒形于色，骂骂咧咧，公然抗拒父亲的要求，不肯和穷妹夫喝酒。我母亲发现自己做错了事，要求丈夫立即和自己回家，这令唐二叔十分尴尬。我父亲还是留下来，让岳父不失面子。行前，我母亲说，我知道了，这个家是他的，我以后不用来了，除非爸妈有事。

    6年以后，我母亲再次看望父母，我舅舅已经不是富人，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我母亲的心情非常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唐二叔很受感动，完全赞同。这是后话。

    1945年春节将至，胡子又一次光临唐二叔家。这次是在上午来的，是国民党的残兵，特别凶狠，而且没带来鸡，带的是机关枪。我舅舅审时度势，交出全部钞票和现大洋。

    我母亲又遇怪事——中午，我父亲带回来五六斤猪肉，天黑后出去，拿回来一小袋白面，都是挣来的，我母亲只有表示认同。实际上，党组织给我父亲15斤肉，3斤面。听说别的同志没有这么多，我父亲不肯全部接受，受到上级党组织表扬。

    日本侵略者禁止中国人吃大米白面，违犯者被罚做苦役，所以只能夜里运作。我母亲怎么也看不出自己的男人有如此本领，但白面也是新麦子刚碾成的。既然想不出来路，索性不想，心里祈祷丈夫不要出事。

    日本人不准中国人吃大米白面，有一个例外——可以吃日本人吃剩的大米白面。马路对面是日本人住宅区，这边的中国人不准越过马路中心线，违犯者被抓走做苦役，马路中心有日本人巡逻。

    最初，日本的家庭主妇做好饭菜后，把估计吃不完的那部分饭菜用食盒包好，放在窗台上，结伙到马路对面，当面告诉中国的家庭主妇，可以过去取这些饭菜，不会被巡捕阻拦。饭菜不是吃剩的，是在饭前分出来的，卫生没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她们可以把饭菜做多，但绝不可以做少了，因为日本男人不能容忍自己吃不饱，每顿都要撑到肚圆。中国家庭主妇们表示感谢，说以后不必麻烦，我们不需要。

    每天都有多余的饭菜，馊了以后扔掉，马路对面从未有中国人过去取食，这种情况持续到1945年。

    猪肉和白面包了顿饺子，送给邻居们一些，春节仍然是在忍饥受冻中度过的，但是我父母和大家一样，心气很高，越过越有劲儿，因为他们有了希望。每天都有人买报纸，大家晚上聚在一起，有文化的人给大家读报，大家一致认为小日本快不行了，八路军快打过来了。

    春节后的一天早上，我父亲说今天去师傅那里看看，如果没事就去拉洋车。下午，我母亲买了点棒子面回来，看见一个警察进了院子。

    这里从来没来过警察。这时院里没男人，我母亲有些害怕，大声喊道：你要找谁？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那警察不理，直奔我父母的家，开门。我母亲大喊道：那是我家，你不能进去！你想干什么？几家邻居闻声从家里出来。

    警察回过头，笑了。

    我母亲大惊失色：你怎么成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