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生前未立嗣子。

    此时，皇长子豪格掌管着正蓝旗，皇太极曾经亲掌的两黄旗是支持豪格的。曾经的四大贝勒之首、和硕礼亲王代善父子，掌管着两红旗。

    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身后有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多铎、阿济格，郑亲王济尔哈朗掌管镶蓝旗。

    此时，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代善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儿、皇太极的堂弟，没资格登基。

    于是，皇位继承人便是在豪格与多尔衮之间选择，多尔衮雄才大略，勇敢且富于智谋，为整个清廷高层所公认，因此，除了两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更使他如虎添翼。

    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等人甚至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

    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等人一起来到崇政殿，举行决定皇位归属的会议。

    最后矛盾集中在了豪格与多尔衮兄弟身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

    多尔衮审时度势，认为自立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拉着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同心拥戴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登极，豪格不得不同意。

    福临继位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

    但是，多尔衮具有庞大的政治野心，不甘心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刚刚继位，他便利用济尔哈朗思想上的弱点，不失时机地抢班夺权。

    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兄弟，由于疑忌心理努尔哈赤杀了舒尔哈赤，又杀了他的另两个儿子。

    当父兄们被杀害的时候，济尔哈朗尚在幼年，之后由伯父努尔哈赤养大，也受皇太极的恩眷，家庭悲剧使得他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希望保住亲王禄位，在功业上并无过多奢望。

    多尔衮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这些弱点，所以拉住他共同辅政，为自己实现独专国政的野心做一块垫脚石，然后立即找机会一脚踢开。

    多尔衮辅政之后，通过换旗，将上三旗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又废除“十王议政”，由爱新觉罗皇族共同听政改为各职官分管朝政，听命于皇帝。

    皇帝幼小，听命于皇帝就是听命于两位辅政王，而在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之间，多尔衮步步紧逼，胆怯的济尔哈朗步步后退。

    于是，多尔衮在朝臣中威望日隆，许多朝中趋炎附势的大臣都向睿亲王靠拢，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然后知会济尔哈朗。

    这样，皇太极去世仅仅半年，多尔衮已然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

    满清在关内有很多细作，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大军被歼后，多尔衮便敏锐地意识到了明廷的重大危机，他当即召见洪承畴、范文程等汉臣，讨论南下大计。

    进入甲申年，多尔衮更是每天都在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细作每隔几天，便把大明朝廷和大顺军的情况密报给盛京。

    崇祯自顾不暇，根本无有时间考虑满清敌人之动静。至于李自成，一是被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是目光短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是关外虎视眈眈的东虏。

    历史上明亡清兴，除了其他各种原因外，人才的确是不可忽视之关键因素，皇太极和多尔衮兄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绝非崇祯和李自成能比。

    皇太极在去世之前就判断：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接任的多尔衮更是对南朝虎视眈眈，崇祯十七年正月，就在大顺占领陕西后，多尔衮立即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要与大顺共击明朝。

    大顺军榆林守将高一功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高一功虽将清廷来信一事报告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并未给以重视。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的图谋既未达到，多尔衮也决不肯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

    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多尔衮，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逐也。

    这便是满清用兵的总体战略方针，清晰明确直击要害。

    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

    此时满清能战军队大概十万人，除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约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万人。

    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几次入寇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人口变为进取中原。

    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必须做到秋毫无犯。

    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洪承畴投降以后，生活上备受优待，但没正式官职，直到此时，多尔衮才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任用他为内院学士，使他与范文程同样为帷幄之臣，时时参与对南朝的用兵密议。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屯，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关宁军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奉命携吴三桂书信求援于满清。

    吴三桂的信中说，“……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接到吴三桂的书信后，得知了北京和山海关一线的最新形势变化，多尔衮当即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

    他在回信中说，“……平西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吴三桂叛变大顺，立即回师山海关，击败唐通后，他的总兵力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

    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

    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

    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名义上遣人向满清借兵、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以报崇祯皇帝之仇。

    实则是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

    吴三桂的措辞，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