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志远合伙的二老板也姓周，和周志远是同乡，郑语桐叫他周叔。

    一日，周叔跟周老大说：“你好眼力，你女婿不错。”

    周志远得意道：“是不错，不过，不是我好眼力，是我好运气，我跟郑弟指腹为婚，连日后生仔生女都不知，就先结下亲家。”

    周志远把郑语桐调到写字间做职员，记帐核数，随老板一道买金、识成色、定款式、监制、定价等等。

    等郑语桐渐渐上道后，提升他做铺面总管。

    郑语桐18岁那年，周志远把女儿周翠英许配给他。洞房花烛，正式结为夫妻。

    同业及左右店铺颇为吃惊，周老板真的招伙计为婿，依周老板的门第，非得将女儿嫁予富家子弟才般配。

    很多人称郑语桐为乘龙快婿，说他在周大福平步青云，全倚仗有个做老板的好丈人。

    郑语桐缘何得老板器重，又缘何能娶老板的千金为妻，只有老板周志远最清楚。

    也许，确有指腹为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勤奋努力。

    如果郑语桐根器甚劣，就算周志远认他为婿，也得不到重用——经营金铺，可不比卖水豆腐那么简单。

    对于郑语桐的发迹，很多年后，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乘龙快婿这一话题。郑语桐承认他非常幸运，终身不忘岳父的不弃赏识之恩，但他又说：

    “所谓事无幸致，幸运不过只有一两次，而不会永运存在，所以‘勤’最重要；其次，‘诚’也不可忽视，对朋友必须坦诚，不能具有尔虞我诈的心理。”

    郑语桐尊敬岳父周志远，也深深眷恋妻子周翠英，但他不希望老是听到别人议论他是乘龙快婿。乘龙快婿意味着他只是得岳父之恩泽，而非自己的努力。

    若要想别人改变“乘龙快婿”的世俗看法，唯有靠自己努力。新婚后的郑语桐，工作更加勤奋。周大福金铺脱颖而出，成为同业的佼佼者。

    当初，与周志远同来澳门的堂兄弟周方普，见自己的周生生金铺落在后面，暗暗较劲，一定得跟周大福比个高低。

    1946年，收复后的香江开始恢复元气。周志远决定到香江开设分行，这副重担，自然落在郑语桐身上——他是周老大最信任、最器重的人。

    周大福金铺分行设在最繁华的中环，郑语桐做经理，时年才二十一岁。

    郑语桐第一次负责全面，不免心里紧张。

    他趁金铺还在装修之际，抽空去别的金铺偷偷取经。他悟性很好，往往溜个几眼，就能洞悉出奥妙。

    他每天工作10多小时，晚上睡在床上，仍在琢磨金铺的事。

    接洽生意，购货定款，铺面管理，记帐管钱，全都一脚踢。他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都为他年轻时的充沛精力而颇为吃惊。

    10年之后，郑语桐早已是经营金铺的行家里手，同业与伙计谈起郑语桐，莫下折服不已。

    金铺经营得有声有色，规模不断扩大，同业中的后辈称周志远为金王。

    香江的发展远景比澳门大得多，周志远香江这边金铺大有起色，便把总行迁来香江，澳门的金铺作为分行。

    周大福的另一位老板周叔，对郑语桐的评价不亚于周志远。

    他年事已高，不想再泡在生意场上，就将股份转让给郑语桐，安度晚年。

    周志远也有心成全女儿女婿独立执业，也想退出周大福。

    郑语桐诚心挽留，周志远便保留了部分股票，渐渐淡出经营。

    郑语桐成了周大福的老板，郑语桐的朋友便叫他新金王。

    郑语桐不承认他是金王，他认为，在富豪遍地的香江，周大福还称不上什么王。就算周大福的资产列同业之冠，郑语桐也不会满足做金王。

    当时的首饰，通常是金银两种。郑语桐看到香江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追求奢侈，珠主业前景将不可估量。

    现在虽然还未形成热门，如果等形成热门再跟在别人后面，要想创出牌子，事倍功半。

    钻石是珠宝之王，价钱极昂，要做就做附加值高的钻石生意。在西方，经营钻石的珠宝店，都是赫赫有名的一流店，资本雄厚，信誉极佳，郑语桐自然渴望做这个“一流”。

    郑语桐自觉周大福财力单薄，就把两人合股改组为有限公司，扩股增资，郑语桐仍是最大的股东。郑语桐并不打算放弃金银首饰生意，继续增设分行。这一年，也就是1960年，公司盈利五百万港元，名列同业前茅。

    经营钻石生意，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钻石来源。南非是世界最大的钻石生产国，钻石经营为英籍人开的戴比尔公司垄断，戴比尔公司还控制了其他国家的钻石，钻石营业额占全球的八成。

    戴比尔公司出售钻石很独特，不是见钱就卖，而必须凭该公司发给的牌照才可批购。

    戴比尔牌照控制为五百张，戴比尔公司定期对持牌者进行跟踪核审，只容许持牌者自己使用，不准将批来的钻石转手倒买。

    香江只有廖桂昌拥有一张戴比尔牌照。廖桂昌雅号是钻石大王，严格讲是钻石表大王。

    手表的机芯来自瑞士，他买来粗石，经过精加工，再把成品钻石镶嵌在乎表上，一年只制做几十块钻石手表，每只表的售价因钻石的不同而下等，至少值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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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语桐不可能在近几年内申请到戴比尔牌照，他设想：廖桂昌做钻石表，我做钻石首饰，只要我能得到配石，近期内就无人与我竞争。

    郑语桐凭何得到戴比尔大亨的青睐，一下子给他10多张牌照？全球不少钻石加工厂，经营了10多年，都得不到戴比尔的配石，只能承接珠宝商的钻石加工业务。

    原来，郑语桐为涉足钻石业务，查阅了大量的有关钻石的资料。

    为此，他特聘了一各英文翻译，把英文钻石资料翻成中文。一个奇想在郑语桐心中渐渐明朗，他立即带翻译，辗转飞赴南非。

    南非的钻石资源为国家垄断，戴比尔把持着钻石经营专利。占地主之宜，南非的钻石加工厂遍地开花，它们凭牌获得戴比尔的配石。

    想得戴比尔牌照，捷径只有买下一间钻石加工厂。功夫不负有心人，郑语桐果真就买下一间钻石加工厂，这间厂竟有10多张戴比尔牌照！

    一石二鸟，郑语桐既得10多张戴比尔牌照，又有自己的加工厂。南非加工钻石有数百年历史，香江的加工水平不可能一下子迎头赶上。

    当周大福珠主行一气弄到10多张戴比尔牌照的消息传开，香江钻石大王廖桂昌大跌眼镜。钻石大王的尊号“禅让”给郑语桐。

    钻石、黄金是周大福两大拳头商品。郑语桐并未忽略其他珠宝的经营，周大福的珠宝门类有二十多项，款式多得连郑语桐也数不清。

    钻石使得周大福营业额大增，公司开始甲亿元作为营业额的计数单位。

    郑语桐对钻石忠贞不渝，挚爱难舍。他一直是香江的最大钻石进口商。

    他在1992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周大福每年进口的钻石数量约占全港的30％，1991年本港共进口8亿余元钻石，其中属于本公司的有2亿多（港）元。”

    周大福的钻石来源，不再来自南非一地，还来自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

    周大福的钻石首饰这般热销，是郑语桐准确把握女人心理的结果。

    女人爱美，钻石的耀眼光芒，绝非金银所能比拟。女人好显示高贵，钻石因其连城的价值，拥有它的女人，不是超级阔大，就是地位特殊的贵妇。钻石可以保值，拥有钻石，就拥有财富，钻石不怕腐蚀、磨损、碰跌，便于匿藏、携带。

    周大福的宣传广告，就是针对女人的心理而进行的。

    周大福生意做大了，郑语桐不可能事事一脚踢。他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他对部下的任命从不草率行事，一般都要经过几年的考察。郑语桐只受过小学教育，求贤若渴，尤喜欢大学毕业生。

    他的人才标准从来都是德才兼备。他常常感叹道：“我最重视人才，而真正有才干兼可信赖的人，却是最不容易找到。”

    当时香江的金铺有数百家之多，数周大福风头最劲，独占鳌头。这能把郑语桐的成功，归结于“乘龙快婿”吗？

    郑语桐把他的成功归结于。

    “处世之道，必须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

    这就是周大福公司人人皆知的二十四字真言。

    到第二代，情况起了变化，周志远的三个儿子对继承父业不感兴趣，周志远便把女婿郑语桐立为周大福的掌门人。

    周方普有一妻一妾，共生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继承父业，另三个儿子另寻发展，金铺号仍叫周生生。

    周生生为何要与周大福对立，港澳有多种传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周生生的少掌柜认为周大福易手外族人，不合宗族嗣法。

    又说郑语桐以郑家人自居，不愿意参加在港周姓人举行的家族性社交活动，据说一次宗族成员聚会，念莅会者名册时，对周性成员，皆有名有姓，念至郑语桐时，却称“周志远婿裕彤”，使得郑语桐夫人周翠英大为不满；郑语桐入主周大福后，周大福蓬勃发展，引起周生生老板的妒嫉。最后一说恐怕更近情理：在商言商，商场无父子，亲友更无情。

    周生生对周大福采用紧追紧逼的方针，你到哪里设行，我不与你隔壁，就与你对面。

    你卖什么，我也卖什么；你弄戴比尔牌照进钻石，我也非戴比尔不二，决不让你独占鳌头。

    周大福以“一口价”予以痛击，周生生就高擎“不二价”反扑。

    二周斗得难分难解，天昏地暗。这情形，就像百货二强先施、永安竞争厮杀一样，两家都把生意做得尽善尽美，登峰造极。

    论营业额，周大福略胜一筹；在铺位上，周生生则遥遥领先——周大福拥有十家分行，周生生有二十间分行，数量超出周大福一倍！

    是周大福财力有限，置不起店铺物业吗？非也。

    从七十年代起，郑语桐把重点放在地产上。如果说，珠宝业为郑氏赚得第一桶金，那么地产就是郑氏的一座金矿。

    郑语桐投资地产，觉悟甚早。

    珠宝业的盈利，为他投资地产提供了颇丰的资金，他不断扩大规模。1965年的银行危机，1967年的事件，使他的地产业受挫。

    宫人纷纷抛售不动产，而抢购珠主首饰类的浮产，郑氏受益匪浅，他审时度势，结果把盈利压在市道黯淡的地产上。

    郑语桐说：“投资要看准机会，尽量在最低点购人，最高点放出，总而言之，所有行业的兴衰都在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郑氏趁低吸纳，地产回春，价值冲天。郑氏的这番话，与其他成功的地产商如出一辙。

    几十年来，涉足地产的商人少说有数干，成功的只有几百，而能成地产巨子的，屈指可数。

    平心而论，郑语桐、郭德胜、李兆集、李家成、陈曾西、王德惠、胡应项等，当时的资本并不比他人雄厚，他们之所能获巨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的远见卓识，励精图治。

    减然，世上哪有地产常处低潮，可趁低吸纳的好时机？若真是这样，就无人敢做地产商。

    地产常处旺市，地产商才大有作为。因此，趁低吸纳，绝不是等低吸纳。只要看准地盘和形势，高位吸纳也是有大利可图。

    今天的高价，就是明天眼中的低价一一这是充满活力的地区的地产规律。

    1970年，郑语桐以一亿三千七百港元的惊人高价，从太古洋行手中购得九龙尖沙咀“蓝烟囱”旧址。

    蓝烟囱是太占的一间轮船公司，该地盘仅是一片破旧不堪的码头和厂房。

    郑氏在地盘上建新世界中心：丽晶洒店、新世界酒店、几万平方英尺大型购物中心、几千个商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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