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聚集而有地位，没有灾难。如不能获得信任，一开始就坚守正道，不会后悔。

    若在群贤云集、群英荟萃的地方，仍然拥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说明这人出类拔萃，受人拥戴，不会有灾难。

    但如果我们的资历尚浅，能力不够，暂时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怎么办？

    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心怀怨怼，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持守正道，踏踏实实做正确的事，持之以恒便不会后悔。

    宋理宗本是一介平民，忽然坐上龙椅变成九五至尊，得到无上的荣耀和地位。他能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吗？

    宋理宗面前有两座大山，一座是杨太后，一座是史弥远。

    宋理宗登基之初，杨太后垂帘听政，与他共执朝纲。但杨太后志不在此，第二年便以身体多病为由，主动宣布撤帘还政。为避免朝臣非议，她下旨令兄长杨次山告老还乡，同时告诫娘家人为官不得干预朝政，经商不得欺行霸市，务农不得欺压乡民。

    所以杨太后是宋理宗的大靠山。她活了七十一岁，直到1233年才离世。

    史弥远则是压在他头上的大山。他以独相之姿把持朝政，权势淘天，满朝上下几乎都是他的党羽。

    这座大山还经常疑神疑鬼，总担心地位不够牢靠。

    公元1231年，史弥远找机会试探宋理宗的态度。他说：“近日听说很多人在弹劾老臣，陛下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啊！”

    宋理宗以宋真宗为例，来安抚史弥远驿动的心：“爱卿还记得先皇章圣帝时期，故都汴京闹蝗灾吗？现在江南无虞，朕才稍稍心安。”意思是史卿放心吧，无论有多少人闹，闹得多厉害，你都是安稳的。而且只有你安稳，朕才心安，因为咱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于是史弥远很放心，宋理宗也很安全。

    非常巧合，杨太后逝世的同一年，史弥远也死了。宋理宗终于亲政，他立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史弥远擅权二十五年，为宋理宗留下了一个大烂摊子。

    从吏治上看，官吏冗滥，贪污成风。当官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庸政懒政现象严重。

    从经济上看，因为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以致国库空虚，物价飞涨，国用、民用全部不足。

    这些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宋理宗的龙椅坐不安稳。要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澄清吏治。

    宋理宗制定的策略很有针对性。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史弥远的声誉，这面大旗还在，便不会引起大乱；一方面陆续罢黜史党成员，起用自己信得过的官员。

    针对官场腐败、官员冗余的现象，他采取的措施严厉而有效。

    他掌控了宰相任免和台谏擢任的人事大权，精心选拔深孚众望的宰相和为官清正的言官，从根子上确保吏治清明。

    同时，他严格控制科考取士人数，从入仕的源头上缩减官吏数量。制定了更加合理的升迁制度，有效抑制了越级提升和跑官行贿现象。

    杨太后和史弥远死去的第二年，宋理宗面临军事外交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当时蒙古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翻开当时的地图一看，蒙古、金、西辽、西夏、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合围之势，南宋只能依托长江天险而自守。

    与历朝历代的国土面积相比，南宋的疆域小得可怜。

    偏安一隅，无力外扩，这是宋朝一直被认为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

    面对风谲云诡的局势，南宋的对外策略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种则吸取当年联金灭辽的经验教训，主张助金抗蒙，以免重蹈覆辙。

    随着蒙金战事推进，金国败局已定，南宋朝廷必须做出选择了。

    公元1232年底，蒙古遣使提议宋蒙合作，夹击金国，并且承诺消灭金国以后，将河南全数归还南宋。大家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口头承诺，并未形成书面协议，做不得数的。

    几乎没有人能够拒绝消灭金国报靖康之耻的同时，收复故土的诱惑。

    南宋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就连宋理宗也将其视为光复中原、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满口答应蒙古人的提议。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南宋连金国都打不赢，一旦与如狼似虎的蒙古人接壤，拿命和他们打吗？

    金国人闻讯后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使者前来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指出南宋援助金国，实际上就是在保家卫国。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南宋苦金人久矣。毫无意外，宋理宗拒绝了金人的请求。

    公元1233年，宋军起兵先后攻占邓州（今河南南阳邓州市）、唐州（今河南南阳唐河县）等地，随后与蒙古人联合围攻蔡州。

    翌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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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三月，宋理宗派人前往河南拜谒北宋皇陵，同时将金帝的遗骸运回临安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按照宋蒙双方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本该各自撤退。

    蒙古人如约北撤，使河南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南宋此时的疆域已由荆襄一带推进到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但宋理宗想要的显然更多。

    他决定趁蒙古人北撤之际出兵北伐，从而“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所谓三京，指原属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即河南商丘）和西京河南府（即河南洛阳）。

    从战略上来看，如果能实现以上十六字方针，南宋未尝不能据险与蒙古人抗衡。只可惜，宋理宗高估了宋军的战斗力，同时低估了行军打仗的难度。

    打仗不是领兵出征就完事，而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做选将、练兵、储财、积粟等各种前期准备。作为皇帝，宋理宗考虑的还要更多更深远，比如有没有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有没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能征善战的将士数量是否足够，如何分配远征河南及留守襄淮的兵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作充分的战前动员，让所有人齐心协力，同仇敌忾。

    然而，在几乎所有战区主将反对草率出兵的时候，急于收复河南失地的宋理宗最终只以六万步兵挺进河南。

    因蒙古人准备不足，宋军先后收复南京应天府和东京开封府，但就在他们试图收复洛阳时，风云突变。

    一支蒙古军队突然杀出，重创入洛宋军。

    由于兵力不足，后勤补给也跟不上，无力与蒙古骑兵大规模开战，进入河南的宋军被迫全线撤退，再次将中原故土拱手送给蒙古人。

    从攻打金国开始到端平入洛失败，南宋消耗了大量战略物资，却未能收复一寸土地，劳而无功，致使国力遭到严重削弱。

    更糟糕的是，蒙古人找到借口，掀起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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