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三岁丧母，二十六岁丧父，三十四岁失去最爱的小儿子，四十五岁做生意受骗债台高筑，五十岁加入打工队伍，五十八岁退出，耕种至今。廖廖数语，道尽平生。
平凡人没多少故事，倒不缺事故。一次是煤气中毒，母亲发现的时候，他已人事不知。一次是触电，浇地的时候停电了，他爬上高压电线杆查看，忽然电线起火，一团火球从父亲身上滚过，在场的人都以为父亲必死无疑。都说他福大命大造化大。
父亲打工没出事故，也没多少故事。我不写，他可能都忘了。
二零零零年，父亲正式加入民工队伍。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工资只有四百多，而当时家里的外债有一万好几，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蒸馍的生意也停了，原因有三：一是他们实在付不起那样的时间和力气了，二是利润实在微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三是大房给了哥哥，现在住的小房转个身都难，铺排不开。
父亲干活挺麻利，但是善良而迂腐，胆小且轻信，别人几句好话就可换他一片真心，真至上当才后悔。但下次仍然如此。如果日子将就过得去，他是无论如何不去打工的。外面的世界，他有点儿怕。但是，小妹妹超生罚款，哥哥结婚彩礼，我的学费，只有出的没有入的。为了摆脱窘境，父亲曾尝试做了一次生意，却上当受骗，借来的本钱都搭进去了。况且，他这个年龄的，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打工了。经不住母亲一再鼓动唠叨，父亲终于出发了。
初次打工，不愿离家太远，农忙时必须回家，就随包工头去了百里之外的邻县修公路。带上一褥一被和单程路费。其它人也基本如此。理由是，带的多花的多，不带就可以省下。“穷家富路”，没这回事儿。
包吃包住。这是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水煮菜，大窝棚。父亲曾描述做菜过程：一大捆豆角或者什么菜，不洗也不切，甚至都不解捆，放在大锅里煮。煮熟捞出，切几刀，洒上几勺盐浇上几滴油，每人一勺。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菜，只好闭上眼睛吃，不然就会看到大青虫，整条的或者切断的。牙碜不必说了。
父亲终于熬不住了。每天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毒日头下晒着，本已疲累难支，加之吃不下饭，于是开始上火，满嘴起泡，拉肚子几乎要虚脱。条件好一点儿的，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点咸菜、花生米等下饭。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去向工头预支一点工钱——民工的工钱，一向是年底结算的，不知谁定的规矩。几经讨价还价，每人拿到了五十元钱，总算可以隔三差五小小的改善一下生活。
窝棚名符其实，水泥地上一溜被窝。汗臭脚臭加上被子的馊臭，是所有窝棚统一的味道。没有电视也无娱乐，各自想办法打发睡前的闲暇。年轻的打纸牌喝点酒，他们不象老年人那么节省。有时吵吵架。父亲这一帮则聊聊天抽抽烟，谈谈古今，交流各自今年来年的计划。父亲爱看小说，一本破旧不堪的小说能让他开心好几天。但他开始眼花了，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总是很累。
父亲有个电动剔须刀，我买给他的。那可算奢侈品，每天早上大家轮流用，父亲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满足。
他从不打电话。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离得还很远。只要没有噩耗传来，那就证明一切都好。秋收他们回来，放倒庄稼种上小麦，又走了。年关将近，他们又回来了，这回背着行李卷。
这之后是焦急的等待，等工钱。工头早就说了，到年就给，一分也少不了。但他们仍惴惴不安。互相串门，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工钱，交流各自所得到的小道消息。有的说腊月二十八，有的说腊月二十六就能拿到。每一个消息，都令人兴奋又不安。该拿多少钱，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有多少天该拿十五块，有多少天是加班该拿二十块，一笔一笔都刻在脑子里呢。
好在工头所在的村子不远，每天总有人熬不住，上门催讨。回答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快了；马上到了；正在算帐……直到年三十也没拿到钱。这个年就有些灰暗。甚至有几个说：“敢坑我们，过了年去揍他一顿！”
正月初三，传来消息：可以领工钱了。消息比长了翅膀还快，父亲饭都不吃了，和几个邻居蹬上车子就走。母亲则停止做饭，翘首以待。一顿饭的功夫，父亲回来了，拿着犹带体温的七百多元钱。母亲笑得那么舒心，而父亲兴奋的说：“今年再去干一年！”
“今年”去哪里呢？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是去年的工地，另一个BJ的。母亲希望父亲还去老地方，去年的钱一分钱都没欠，比较保险。但父亲打定主意要去BJ。他说：“这十多年了我常常做梦，一梦就梦见天安门。我得去了，不然这个梦让我一辈子不安生。”父亲骨子里有点浪漫，虽然最乏浪漫的资本。打工挣钱，顺便逛天安门，一举两得。他又出发了，一被一褥，单程路费。
但父亲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至少落空了一半。他看到了梦绕魂牵的天安门，但没挣到一分钱。下车后，竟然没人接他们。BJ那么大，他们不敢乱走。好不容易摸到工地，住在未竣工的地下室里。工头还没找到活。第三天，他们连馒头都吃不起了！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居然没有饿死。后来有了点儿活，馒头有的吃了，钱仍然没有。
没有钱，却有了足够的时间。父亲要去看天安门了！叫了两个伙伴，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没钱坐车，全靠步行。好在父亲会看地图，他找到最近的路线，估计只有十来里路。但两个年轻人走到半路受不了了，直打退堂鼓。父亲给他们打气，自己反正绝不往回走。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来到他心中的圣地，天安门。看到了电视里睡梦里常见的天安门，看到了***的画像。无从想象父亲的激动！
父亲本来还下决心要逛逛故宫的。这回他不心疼钱了。但是，三个人的钱凑到一起，不够一张门票！回到工地，三个人脚上都起了泡。但父亲很开心，有多少人一辈子没见过天安门啊。
BJ待了两个月，这是唯一一次壮举。故宫、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哪儿都没去。他们不怕没钱，身无分文是家常便饭有几十块钱便是奢侈。他们也不怕把脚走大。他们怕的是城管。民工很容易辨认，衣着、表情、姿势，几乎把“民工”两个字写在脸上。他们在街上，远不如一般市民那样悠闲自在，眼睛得四面八方都留意。被城管抓住，押到昌平筛砂子，家里拿八百元钱赎人。他们来建设首都，首都却把他们当盲流。上哪儿说理去？
父亲有一套很整洁的衣服：墨绿色的茄克，新裤子。在家里，他一穿，我们就取笑他象个城里的退休老头，后来干脆称他“退休老头”。穿上这身行头，走路再从容一点，简直可以鱼目混珠了。他还有诀窍，比如看见城管来了，就沿着小河走，那些人一般不会注意的。但有一次，他还是心虚了。看见城管走过来，从容也装不像了，转身就跑。一不小心，撞在一根栏杆上。百米冲刺的速度，当胸撞上！当时两眼一黑，差点趴下。好在有惊无险，那城管盯的是别人。父亲绘声绘色，象在讲一段传奇。
日子流水一样。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每天都怀着希望，希望一觉醒来有很多活等着他们去干。吃苦没关系，最怕没苦吃。
也有开心时刻，就是傍晚。坐在街边，看扭秧歌、敲锣鼓、跳老年迪斯科，忘记了他们是三等公民，并且不名一文。高楼宽街，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精彩啊！虽然这精彩不属于他们，但他们有权利饱一饱眼福。
两个月后，麦收了，父亲他们打道回府。带着一肚子的新闻和空空的两手。
这年的冬天，父亲又去了从前的施工队，修公路。
父亲五十三岁那年，退出了民工队伍。他的年龄，在工地已不受欢迎。他有些遗憾。后来又在村子的盖房班干了四五年，那里都是同龄人。
最早的一代农民工，就这样走下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