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一颗馒头，隐藏着一个家庭的悲欢，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在广西生活近二十年了，仍然倾向于面食。自己不会蒸馒头，买来的却总找不到熟悉的味儿。自称“山东馒头”的倒不少，全是盗版。
馒头，山东称为馍馍。我们鲁西平原那一带，自一九八六年开始吃上馍馍。那年我十岁。那之前，我曾有个梦想，与馍馍有关的梦想。
在我记事之前，我们那里吃红薯面。自我记事起，基本不吃这种东西了，只有一首童谣还在传唱：“荠荠菜，啦啦鱼儿，王八头上一点泥儿”。啦啦鱼儿，就是红薯面做的。我依稀记得它是棕灰色的小条条，但已不记得味道。自记事起，玉米面一枝独秀：窝窝头；锅饼，沿着锅沿贴一圈，蒸熟后一面有锅巴，比窝窝头好吃；“弹子”，有馅，圆形，容易散，要捧着吃；“银包金”，外面一层白面，里面是玉米面，看上去好看，吃起来一般。
后来有了机井，种小麦的渐多，“两掺儿”应运而生。它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蒸出的窝窝头，蒸熟以后肥肥胖胖，不似纯窝窝头瘦骨伶仃。后来，家里也蒸一点儿不掺粗粮的馍馍。每次只蒸几个，夹杂在一大锅两掺儿中间。我没份儿。不是重男轻女，因为哥哥弟弟也没份儿。只有刚揭锅时可以尝一口。母亲也不吃。只有年逾八旬的老爷爷有此口福。农忙季节，父亲可以吃几顿。
馍馍的诱惑可想而知！每次走亲戚，母亲总把孩子们都带去。坐席，可以吃馍馍吃肉。散席，母亲还可以正大光明拿个馍馍，掰开，夹两片肉，塞在孩子兜里。我们都很渴望这样的酒席。我五六岁时，有一次吃完酒席，母亲也给我一个馍馍夹肉。收席的人来了，我突然胆怯，紧紧捂住兜子，一动也不敢动。表哥表弟们，一个个大大咧咧走了，我却心虚得要命，好象拿的是偷来的东西。母亲在哪里？我用眼睛拼命寻找，也没找见。于是，我就一直保持不动，直到收席的人离开。从此再也没有类似的记忆，不知是胆子变大了，还是不再拿了？
馍馍是很多孩子的梦中美食。所以，到了麦收季节，小伙伴们来找我了：“走，拾麦穗去吧，咱自己换馍馍吃！”在伙伴的描述中，那美味真的不远。这个梦想既现实又诱人，我眼前闪现出馍馍的样子，仿佛嗅到了馍馍的芳香。于是，我们出发了，为这小小的梦想而战。
但我始终不记得自己到底拾了多少麦穗，甚至连拾麦穗的情节都忘光了。也从来没有一次，拿着拾来的麦穗换那梦想中的馍馍。不知道这个梦想搁浅在哪个环节？但我始终记得，每到麦收季节，我和伙伴们都会重拾去年的梦想，互相鼓动：“走，拾麦穗去，咱自己换馍馍吃……”
十岁那年，种上了大片大片的小麦，我们全家，全村，都吃上了馍馍。在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那里，这一年值得终生铭记。但弟弟没走进这样的日子，他在前一年溺水身亡。父母亲描述这一年，是这样的：“死二小走的第二年，我们这里吃上了馍馍……”看似不相干的两样事情，划上了等号。多少遗憾多少痛，都在这句话里了。
年年麦浪滚滚，只是，再不会有人，梦想着用拾来的麦穗，来换那梦想中的馍馍了。
麦收过后交公粮。眼看着刚刚收获的凝聚着汗水和希望的小麦，大部分要交到乡里，父亲总是拉着脸，默不作声，装袋，装车，拉走；而母亲，进来出去唉声叹气。真是割肉呢！交完一大车公粮，吃饭都紧巴，更别提卖钱了。下一季的种子化肥农药还没着落。又不能讨价还价，不按时交就要罚款，砸门拉东西。好长一段日子，家里没有笑声。我们还是孩子，也感觉沉甸甸的。
靠地只能填饱肚子，花钱得另想办法。编竹耙，下粉条，父亲都干过，但这都是冬闲时的活计，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九九二年，我读高二，父母亲做起了卖馍馍的生意。这项生意一年四季都能做。红白喜事，走亲访友，人们都用小麦换馍馍，十斤八斤的当礼物。这就是生意之源。
说是生意，那实在是世界上最小的生意：一斤馍馍可换一斤二两小麦；每天蒸馍五六十斤，可挣得小麦十几斤；每斤小麦五六毛钱，总共折合不到十块钱。
这项生意，只有走投无路才去做。我每天只吃馍不买菜，但学费总得要缴；两个妹妹还小，要吃要喝，拖累的母亲也无法下地干活。家里又连续遭了几件不如意的事，眼看着日子山穷水尽了。父亲并不懒，甚至比别人更能吃苦。但他身无长技，只会种地。全家的重担，就靠那几亩地，又没钱买肥料，产量就低，一年一年恶性循环。
父亲想过养猪。但养猪本钱太大，风险也大。我们家既筹不到本钱，也担不得风险。想过外出打工，但是当时招工的都是大城市的工厂，只招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思来想去，路路断绝。
母亲提出卖馍馍。本钱小，一台轧面机、一套蒸笼、一个大案板，即可开工。大姨家一直在集市上卖馍，去她们家学几天，不用交学费。这项生意赚头不大，但不会赔，淡季少蒸点就是了。父亲无计可施，虽然很不情愿做这种貌似低贱的生意，但还是同意了。刚好我放了暑假，可以当帮手。
蒸馍不需要多少技术，要的是时间和力气。下午五六点开始，活面、轧面、切块、醒面。我的工作是挑水和轧面。要挑五六担，把大缸注满。头几天肩膀疼，火辣辣的，后来习惯了。轧面，每块面要在机器上绞五六遍，面块才细致光滑。蒸了四五年馍，父亲一直没舍得买电机，全部用手绞。一遍一遍，汗如雨下。从未干过重体力活的我，咬紧牙关坚持，因为，父亲母亲更累。
父亲把轧好的面揉成长条，一条可切二十个馒头。每天大概要做十余条。然后在案板上摆好，醒上。母亲忙碌的是另一套：洗辗布、拿柴、一大锅水烧开。父亲做完馒头要休息一会儿，等馒头醒到劲儿，和母亲一起放到蒸笼里，抬到锅上。此时，最累的活儿才算开始：大火猛烧三十分钟。不停拉风箱，不停往锅底送碳，一分钟都不能停。汗水至少流两碗。
三十分钟后，停火，等蒸汽稍减，父亲和母亲把蒸笼抬下来，放在预定的位置。那地方有一个小坑，母亲已经在里面点燃了硫磺。硫磺熏半个小时，馍馍变得雪白，打开蒸笼，一个一个分开，不然凉了就会彼此粘连，卖相难看。蒸笼共有五六层，每一层每个馍都要分一次。
全部结束，怎么也得九点钟。全家人都放松了。母亲常用锅底的余火为我们做烧饼。馍馍面中间放点盐和花椒面，擀成饼状，放在锅底慢慢烧，味道好得没法说！母亲和我及两个妹妹，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或坐或躺，边乘凉，边享用这美味。两个妹妹还会缠着母亲拉呱，或者猜谜语。母亲讲来讲去就那几个，她们百听不厌。
我有时会教她们背唐诗。有一次，我教她们“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小妹妹一下子就会了，兴冲冲跑去背给父亲听。可是一到父亲跟前就忘——只好回来又问我。我又教了一遍，她又跑去背给父亲听，可是，到父亲跟前又忘了。把我们笑坏了。父亲点燃一支烟，坐在檐下，虽然累的虚脱，也享受这天伦之乐。
第二天，父亲天不亮就起床，走街串巷去卖馍。一辆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悬一个大篓子。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十斤，骑车真须要技术，但父亲竟从未失手。母亲也起得早，从前一天的锅底灰中拣炭核，晚上可以重复利用。我则趁凉快去地里割草。
一般到早饭时间，父亲就回来了，带着换回的麦子和没卖完的馍馍。久而久之，母亲总结出一个规律：如果大声喊门，那一定是卖完了；如果悄悄回来，那一定是不顺利，剩下很多。父亲笑着承认了，说：“卖完了就高兴，才有力气喊门，卖不完就没心情喊了。”
至此，关于馍馍的一个回合才算结束。如果卖完了，母亲就得赶紧泡上面头，傍晚再蒸；如果剩余太多，就停一天，明天卖完再蒸。空了的粮缸又慢慢丰满起来，每天赚十几斤，十天就是一百多斤。
家里的小麦都去哪和了？交公粮剩下的，全卖了。我家的小麦有翅膀，从地里收进家里，从不多停留，在我开学之前都换成钞票了。上了大学，卖完小麦，也仅够路费和学费。后续的生活费，一家人的吃喝，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赚来的。但我已帮不上他们了。
那几年的寒暑假，印象最深的就是夏日的晚上，劳动结束之后，边享受月光边享受烧饼的时光。日子很苦，但大家心情愉快，干劲儿十足，因为明天早上，这些雪白的馍馍就能换回金黄的麦子。如果岁月能够倒流，我还愿意和父母再过一次那样的日子。那时他们四十几岁，有力气，有信心，有希望。现在，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当年为儿女受的累，正在得到回报，可是他们老了。他们两个合力也蒸不动一锅馍馍了。
在我之前，我们村的男孩子，都是读到初中毕业；女孩子，很多小学都未毕业。但是，艰难如我家，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在我同龄的女孩子十几岁就开始打工挣钱的情况下，父母供我读完了初中、高中、大学。没说的，用我寸草心，来报父母恩。
此后多年，我还做这样的梦：梦见父亲半夜从外面归来，连夜蒸了一锅馍馍，天刚亮就抱着一大篓出去卖，没有车子，还下着大雨。我在梦里百感交集，父亲这受的什么罪啊！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下这样的苦啊！
吃馍的历史已经三十几年，馍馍还是那个馍馍，却又不是那个馍馍了。
最初很多年，麦子变成馍要经过很多流程：首先是清洗，把小麦倒在一个长形的笸箩里，用湿毛巾反复搅动。然后磨面，机器轰隆，微尘飞舞，一个口出面，一个口出麦麸。最后蒸馍。蒸馍本身又是一套流程，这是每个农家妇女的基本技能，只是我一直在外求学，不曾学会。
后来，人们觉得磨面太费事，改为换面。拉着自家的小麦，直接去面粉厂，按一定比例换成面粉。当然省事多了，不过从此吃的就不是自家的小麦了。
再后来，人们把小麦卖掉，买面粉——反正价格换算下来也差不多。家家囤里不再存粮，小麦成为纯粹的商品。
而现在，人们面粉也不买了，馍馍也不蒸了——小麦卖掉，直接买馍馍吃。有些小麦甚至在地头就卖掉了。邻村一家馍馍房，已经实现机械化生产，每天要蒸一两千斤馍馍，供应方圆十几个村子。除了一些老年人舍不得丢掉旧手艺，年轻人都已习惯买馍了。买馍并不贵，前些年一块五一斤，现在也不过一块八一斤。蒸一锅馍要费半天时间。打半天工，够吃十天馍了。这个账，都会算。
也许有一天，蒸馍的手艺也会失传。因为蒸馍要用一小块老面发酵才好吃——也就是上次蒸馍剩下的面。大家都不蒸馍了，老面从哪里来？馍馍房都是用发酵粉的。
时代变化的洪流，连一只馍馍都逃不过。人处其中，焉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