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杰想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原则上可以……”

    许愿急了，“什么叫原则上可以？”

    宁杰解释道，“就是戛纳的规则写了，主竞赛单元的参赛电影，原则上一部电影只能获得一个奖项，但是金棕榈不在此列。而且在电影节主席特许的情况下，同一部影片可以在得到最佳剧本奖或评审团大奖的同时，兼获一个最佳演员奖。”

    戛纳确实有这个规矩，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报名参加戛纳的制片人还需要向主委会承诺不参加其他国际电影节竞赛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金棕榈和评审团大奖。

    戛纳的奖项设置一向不多，一般就是金棕榈、评审团大奖、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影帝、影后这7个奖项。去年增加了最佳处女作金摄影机奖和最佳短片金棕榈奖，奖项数量达到9个，可对于20多部参赛电影来说还是不太够分。

    今年戛纳的奖项增加到了12个，除了固定的7项大奖以外，还增加了最佳原创配乐、vulcan技术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天主教人道精神奖和天主教人道精神奖特别提及5个奖项。同时增加了一个短片单元，实际上就是可分的猪肉多了6块。

    许愿来劲儿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拿到最佳导演和金棕榈？”

    “不太容易，这两个奖分量太重，戛纳很少这么干。”

    “可03年的时候《大象》不就同时拿了金棕榈和最佳导演吗？”

    宁杰无语了，合着许愿在这等他呢，“你调查得还真清楚……”

    “别岔开话题，你就说有没有希望吧。”

    “可04年的时候戛纳就宣布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许愿有些泄气，“那这么说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

    陈婕这时在旁边插了一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今年的评审团主席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主，也喜欢挑战权威。”

    许愿的精神又来了，“也就是说还有希望？”

    陈婕点了点头，“可以试试，不过……得加钱。”

    许愿懂了，他原本为《寄生虫》准备了1000万欧元的公关费用，公关一个最佳导演应该是绰绰有余。可现在陈婕的话让许愿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思考片刻，许愿一拍宁杰的大腿，“公关费用追加到1500万欧元，试试金棕榈。”

    宁杰不乐意了，许愿这一激动就拍别人大腿的臭毛病是跟谁学的，“你下次激动拍你自己的大腿行吗？”

    陈婕还是一本正经，“我们公关的重点是？”

    “还是最佳导演，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顺便公关一下金棕榈。”

    宁杰有点儿心疼，“你这顺便一下就花出去500万欧元？”

    许愿瞪眼，“小爷有钱。”

    宁杰闭嘴了，人家身家150多亿，自己操这个闲心干嘛。

    ……

    戛纳是欧洲人的戛纳，也可以说是西方人的戛纳，所以如果东方的电影想要在戛纳有所斩获，那么就要遵循别人的游戏规则。

    宣传自己，强烈的表达想要得奖的欲望，刊登广告，举办酒会，投其所好的公关评委这些只是常规操作，核心还是在电影上。

    也就是说你的电影要在西方的视角下依然成立，那么才有机会得奖。举个例子，老谋子的《金陵十三钗》为什么没能拿到金球？是因为电影拍得不好吗？主要原因是电影的价值观和西方不一样。

    《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是什么？十三位青楼女子为了救女学生慷慨赴死，在东方人眼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但是西方人大多接受不了这种设定。

    在西方人眼中，青楼女子也是人，也有尊严，凭什么她们就得牺牲？这就不够政治正确，不符合人人平等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当然如果把人物设定改成大人为了保护孩子，英勇就义，或者一群人为了救助动物，慷慨赴死，这就很政治正确了。

    《寄生虫》就完全不同，在西方人的视角下去看也毫无破绽。

    题材讨喜，这种讨论人性和阶级对立的现实主义题材天生就受到西方人的欢迎。许愿对于偷国底层人的描绘还能让这些平时高高在上，总觉得自己悲天悯人的西方人感受到猎奇的新鲜感和作为圣母的甜美气息，这是其一。

    其二，《寄生虫》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序，是典型的商业节奏。有别于其他文艺片，小高潮和反转不断，虽然也有不少静态长镜头，但蕴含的内容可不少，让观众在剧情平淡时也能保持思考。

    第三点就是导演技法了，《寄生虫》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许愿采取大量对比、折叠和分割的拍摄手法，将两个阶级家庭放在同一个画面中。

    一边是生活难以为继，步步艰辛的贫穷底层。而另一边则是富裕美满，对一切唾手可得的富人家庭。通过雇主和家庭雇员这样的简单关系，让处于同一时空，命运轨迹却截然不同的两个家庭产生鲜明的对比。这完全中了西方人的脉门，他们就好这一口。

    事实也是如此，当《寄生虫》在戛纳完成首映之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时间长达10分钟之久。而在之后的例行采访中，记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刚才总结的这些。

    当然，问的最多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许愿作为一个华夏人，却要去偷国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许愿还是那一套说辞，什么从小看电视剧，长大了写剧本之类的。谁知道这帮大老外坏得很，挖了个坑等着许愿跳呢，“许愿导演，是不是华夏的审查制度让你不能拍摄《寄生虫》这样的电影？”

    许愿又不是傻子，当然不会顺着他们说，“当然不是，事实上我真的拍了一部华夏版的《寄生虫》，但因为国情不太一样，观众都觉得逻辑上说不通。”

    “为什么？”大老外们都是一怔，“华夏难道没有穷人和富人？”

    “当然有，每个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我说的国情不同是指在华夏即便是穷人也有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去做，完全不会像电影里金家过得那么窘迫。”

    大老外记者又在挖坑，“你的意思是在偷国穷人没有工作可做？”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建议你去偷国实际考察看看，眼见为实嘛。”

    记者见许愿是个滑头，干脆挑明，“你觉得华夏的审查制度对你们这些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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