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刹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管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

    就是姚广孝念的这段佛经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中有“一心二门”之说，认为“心”同时具有“真如门”和“生灭门”两方面，真如如水，生灭如波，水为波之体，波为水之用也就是说，“真如门”近似于“无垢识”、“寂灭心”的概念（跟张载的天地之性基本是一个概念），即“如来藏”；而“生灭门”接近于作染净依的“阿黎耶识”（类似于张载的气质之性），这二门包含世间一切事物现象，体现着诸法唯识的精髓。

    “心真如”包含两方面性质：一是“如实空”，即“离相”、“无念”，是纯净无任何杂染的存在；另一是“如实不空”，即永恒不变的静止存在。由于“心真如门”是绝对纯净不动的本体，故难以解释染净、动静、一心与俗世诸复杂关系，《起信论》就用“心生灭门”来解释这些关系，也就是“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

    所以，“阿黎耶识”就是“生灭心”，是根据心的“不生不灭”而存在，是“不生不灭”给合“心生灭”的产物。

    而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性不生不灭”被称作“觉”；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生灭”被称为“不觉”。

    “觉”除具有“心真如”的“如实空”（纯洁无染的存在）、“如实不空”（永恒静止的存在）的双重性质之外，还具有“因熏镜”和“缘熏镜”两种特殊作用。

    “因熏镜”是指“觉”如镜，世界一切事物现象莫不显现其中，因为“觉”能常住“一心”，而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在“一心”为本性，觉性虽是“不动”的，但具有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得以成佛的依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求涅盘，在于“觉”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的作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迭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好！”

    姜星火这时候忽然以手击节，声音越来越大，全场瞩目。

    “好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姜星火看向杨士奇，杨士奇同样毫不退缩地看向姜星火。

    “今日既然说到此处，我便想问问，王叔明是不是真要宁可冻死，也不补这扇窗户？若是如此，为了所谓的‘节’，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三纲五常，真要把人逼死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杨士奇还是这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是程朱理学极端理欲观的根脚所在，属于退无可退的底线，今天谁来了都是这句话，三纲五常就是大过天。

    姜星火点点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死鸭子嘴硬是吧？

    姜星火开口问道：

    “纲常节义可存乎理中？”

    “自然。”

    “饮食男女可存乎气中？”

    “自然。”

    “理与气可是二元乎？”

    杨士奇犹豫了。

    “气”是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物质性的一种观念，这个外国人不好理解，但中国人一听“气”这东西就懂，《庄子·知北游》就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是最早的“气本论”。

    换句话说，即便是最极端的卫道士，也是承认人是由气构成的。

    嗯，说句题外话，对太平街论战有印象的，应该还记得当时国子监里宗超逸等人拿来讥讽姜星火的话语。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国师也不知道是禀何气而生？”

    这些话语出自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渔樵问对》，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也是理学里面阐述理气的根源学说之一。

    不管是把君子视作禀阳正气而生的人，还是把小人视作禀阴邪气而生的人，这里面有个根本论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气本论”，也就是说认为人体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实际上“气本论”并不是北宋五子才开始研究，从汉代开始，气的存在论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人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范式，直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渔樵问对》，则是将其彻底发扬光大。

    那么为什么杨士奇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呢？

    答案很简单。

    朱熹自己也没拿准。

    朱熹的理气观颇为复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理气不必分先后”的说法，也有“理在气先”的说法，有“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二元论）”的说法，也有“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后世采用的，基本上是程颐的理气观，也就是宏观微观两分法。

    什么叫宏观微观两分法？意思就是从宏观上看，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不能混淆；但如果把视角放到微观个体角度，就具体存在物而言，构成此存在物的理气不离不杂，“不离”意味着理、气是二物，“不杂”意味着理、气同在此存在物。

    呃，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薛定谔的猫，又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

    具体是严格区分还是“不离不杂”，不仅朱熹不敢下定义，你就是问程颐，他自己也含糊。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本论”来说，程朱理学这种宏观微观两分法的理气观，其实是进步的，理、气二分，以及“理”的形而上实体化和超验化，是程朱理学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但破绽就在于，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没有给中间的界限下定义！

    程颐和朱熹界定不了，就给后人留了坑。

    别看杨士奇能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这个“饿死”和“失节”，从理学的哲学结构上来讲，其实本质就是“理气二元论”。

    那么如果详细掰扯，到底能不能用程朱留下的坑，破了这个理学极右口号呢？

    一旦从理论推导上破除，这种标志性的口号都不好使了，就意味着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被颠覆。

    这种效果，就跟战场上把敌方大旗给砍倒了，是一样的。

    姜星火看着杨士奇，自信地说道：

    “既如此，那我们就论一论，到底饿死是大，还是失节是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