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口，不议人短长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获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是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曾国藩之所以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豁达坦荡，蓄养生机。超过一个能力超过自己的人，等于超过十个与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诀。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得过且过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废。世上伟大的事业，绝非那些做事“得过且过、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只有那些意志坚决、不辞辛苦、十分热心的人才能完成这些事业。一个有生气、有计划、有远大目光的人，一定会不辞任何劳苦，聚精会神地向前迈进，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得过且过、缺乏耐心”这些话。

    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政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政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为政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国藩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曾国藩说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谁都要养心，因为必须要有心计，才能活得舒服。曾国藩认为：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出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以身养心，是大家风范，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镇压太平天国、倡办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处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声名扫地，几成过街老鼠，“国人皆骂”。曾国藩说自己晚年仕途，“皆画蛇添足之笔”。有一代“儒宗”之称的纵横家王运批评曾国藩一生“为谨守所误，令万民涂炭，仍然问心无愧，是儒家之罪，与张浚差不多”。

    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曾国藩的评价当然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也有众口一词之处，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坚卓、治心养性的修身术。

    江苏巡抚何上给清廷的奏文说：曾国藩经历“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李鸿章评价他老师所以成功是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也是讲曾国藩以意志、品格而取胜。

    对曾国藩意志品格解剖得较彻底的是梁启超。他说：“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曾国藩“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早年跟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研究性理之学，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说曾国藩十分注重品格修养和自我完善，他能够有外王之效，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不能不说得自内圣之法。

    曾国藩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如《养生之法五事》、《八本说》、《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东坡五字诀》、《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规》、《达生编六字诀解》等。这些精神品格修养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辈及他个人的经验积累，如《养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觉）、食（吃饭）有恒”及“每夜临睡洗脚”，是他的父亲行之40年，他自己学习后坚持7年，认为大有效果后告诉弟弟们如法遵行，并写进曾门家规中去的。“饭后3000步”他试行一年，认为很有效果，决心“自矢永不间断”；他还肯定地说，如果身体弱的人行之三个月，“必有奇效”。

    内圣可去功名

    功名成败往往是评价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国藩身处名利场，善处功名。认为“个人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毁誉皆不足忧”，而忧贤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乱而无治之日。这无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较高尚的体现。享有功名后，又以拙诚为天下倡，明知“中兴”无望，但却殚心竭力，生死赴之。他还说，“骤享大名为不祥”，偶然得来的也会偶然失去，这是没有根基、无学养的原因。他还认为古往今来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裕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但暇心弃置何处，可见日后成败。他举西门庆和苏轼为例，说明“暇心乃是补心”，不是“放（放纵）心”。与“暇心乃补”相关，“学养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这个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仅仅阐发理论，而是归于实践。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曾国藩以内圣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奥旨。这一点引起了早年毛**的注意。在毛**早期的笔记式日记《讲堂录》中，有许多曾国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蒋研读曾国藩的各种文集、遗集后，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梁启超做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他看来，这等于没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为后世法”。

    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染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他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趋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运说他“令万民涂炭，仍问心无愧”，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牟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菜都不超过四种。他家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心修养，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闲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唯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内圣”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诚拙”的态度，不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质朴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拿出他的“内圣”之法，磨砺起学生来。

    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内圣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做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内圣拙诚”。

    △曾氏戒傲性格之解密：

    戒傲之法——乐于接受他人批评曾国藩力戒做人有傲性，认为“傲”字能让人处于一种盲目自大、拒人批评的状态之中。他在自己的家书中谈到这样一个道理：做人应当戒傲，其有效方法是接受别人的批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有些人极不情愿接受被批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因此，能否接受被批评成为许多人的是否能够除傲的一大障碍，从中可见其心胸是否敞亮。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起码有5分钟不够聪明，智慧似乎也有无力感。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与其等待对手来攻击我们，倒不如自己主动接受批评。对手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现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里告诉你一个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豪威尔，他深谙做人艺术。

    1944年7月31日，豪威尔在纽约大使酒店突然身亡的消息震惊了全美。华尔街更是骚动，因为他是美国财经界的领袖，曾担任美国商业信托银行董事长，兼任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在一个乡下小店当过店员，后来当过美国钢铁公司信用部经理，并一直朝更大的权力地位迈进。

    豪威尔先生在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曾说：“几年来，我一直有个记事本，登记一天中有哪些约会。家人从不指望我周末晚上会在家，因为他们知道，我常把周末晚上留做自我省察，评估我在这一周中的工作表现。晚餐后，我独自一人打开记事本，回顾一周来所有的面谈、讨论及会议过程。我自问：‘我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是正确的？我还能干什么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表现？’‘我能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这种每周检讨有时弄得我很不开心。有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莽撞。当然，年事渐长，这种情况倒是越来越少，我一直保持这种自我分析的习惯，它对我的做人艺术帮助非常巨大。”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诗人惠特曼曾说：“你以为只能向喜欢你、仰慕你、赞同你的人学习吗？从反对你的人、批评你的人那儿，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训吗？”

    在别人抓到我们的弱点之前，我们应该自己认清并处理这些弱点。达尔文就是这样做的。当达尔文完成其不朽的著作——《物种起源》时，他已意识到这一革命性的学说一定会震撼整个宗教界及学术界。因此，他主动开始自我评论，并耗时15年，不断查证资料，向自己的理论挑战，批评自己所下的结论。

    如果有人骂你愚蠢不堪，你会生气吗？愤愤不平吗？我们来看看林肯是如何处理的。

    林肯的军务部长爱德华·史丹顿就曾经这样骂过总统。史丹顿是因为林肯的干扰而生气。为了取悦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林肯签署了一项调动兵团的命令。史丹顿不但拒绝执行林肯的命令，而且还指责林肯签署这项命令是愚蠢到了极点。有人告诉林肯这件事，林肯平静地回答：“史丹顿如果骂我愚蠢，我多半是真的笨，因为他几乎总是对的。我会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林肯真的去看史丹顿。史丹顿指出他这项命令是错误的，林肯就此收回成命。林肯很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只要他相信对方是真诚的、是有意帮忙的。

    你我也应该欢迎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正确的。连罗斯福总统也只敢期望自己能在4次里面，有3次是正确的。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坦承他的结论99%都是错误的。

    法国作家拉劳士·福古曾说：“敌人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句话非常正确。可是被人批评的时候，如果不提醒自己还是会不假思索地采取防卫姿态。不管正确与否，人总是讨厌被批评，喜欢被赞赏的。我们并非逻辑的动物，而是情绪的动物。我们的理性就像在狂风暴雨的情绪汪洋中的一叶扁舟。

    听到别人谈论我们的缺点时，想办法不要急于辩护。因为每个没头脑的人都是这样的。让我们放聪明点，也更谦虚一点，我们可以气度恢宏地说：“如果让他知道我其他的缺点，只怕他还要批评得更厉害呢！”

    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想法：当你因恶意的攻击而怒火中烧时，何不先告诉自己：“等一下……我本来就不完美。连爱因斯坦都承认自己99%都是错误的，也许我起码也有80%的时候是不正确的。这个批评可能来得正是时候，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它，并想法子从中获得益处。”

    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卢克曼曾经用100万美元请鲍伯·霍伯上广播节目。鲍伯从不看赞赏他的信，只看批评的信，因为他知道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了解管理与作业上有何缺失，特地邀请员工对公司提出批评。

    有一位香皂推销员，常主动要求人家给他批评。当他开始为高露洁推销香皂时，订单接得很少。他担心会失业，他确信产品或价格都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他自己身上。每当他推销失败，他会在街上走一走，想想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是表达得不够有说服力？还是热忱不足？有时他会折回去，问那位商家：“我不是回来卖给你香皂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意见与指正。请你告诉我，我刚才什么地方做错了？你的经验比我丰富，事业又成功。请给我一点指正，直言无妨，请不必保留。”

    他这个态度为他赢得许多友谊以及珍贵的忠告。想知道他的发展吗？他后来升任高露洁公司总裁，高露洁公司是当代最大的香皂公司。他就是立特先生。

    只有心胸宽大的智者，才能向豪威尔、林肯、立特等看齐。四下无人时，你何不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人？记下自己做过的错事，提出自我批评。既然我们并非完美之人，何不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批评？不明白这些，你就难以戒掉身上的傲气，不可能成为受人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