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
曾国藩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䜣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䜣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为之周旋巧妙。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大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龙白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得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10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12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11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7月17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7月20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8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9月17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让别人看出你要获取成功性格，你肯定会遭受各方压力，让你气喘吁吁。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首先做到“藏心”。
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有人说宋朝的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阴谋推翻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发现太子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于是，立即在自己的牙笏上写了一个很大的“渐”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他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把王继恩骗到书房里锁了起来，皇后见到吕端后，说自己想立长子赵元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于是让赵恒当了皇帝。在太子登基这天，吕端又怕有诈，先不肯下拜，等到人卷起帘子，走近认明确是赵恒后，才退下，之后率领群臣朝拜。
皇位更迭，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同时也的确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吕端对于此事，处理得非常果断谨慎，足见他在大事上是不糊涂的。可见，在小事上糊涂的人，不但不妨碍他们成大事，而且有助于他们成大事。
历经数十年官场风雨的刘墉，晚年颇为豁达，也有其糊涂之道，并以为保险之法。这种想法无不写在纸上。他在《观棋九首·赠日者》中写道：小黠从来是大痴，纷纷六合又三奇。
人间富贵谁偏有，天上星辰尔讵知？
何事一身还做客，更怜入口亦长饥。
鸦鸣鹊噪原无过，载好其音且听伊。《弈棋》中说，用事寓意皆落窠臼，去之为善而未能也：未到忘机思已清，不妨探索寄纵横；
空山夜寂乍闻语，古观昼长时有声；
世外春秋从转换，眼中黑白自分明；
悠然茶熟香浓后，两意相关澹以成。不自觉的糊涂是真糊涂，刻意为之的糊涂是假糊涂，而假糊涂因是装出来的，极易露馅，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孙膑装疯就只好连臭粪也往口内塞，而且要表示不知其臭；阮、刘避世，不自禁与酒结下了缘分，常常大醉不醒，而其不醒处正是其醒处。装糊涂极不易，所以郑板桥感叹道：“难得糊涂。”
假糊涂之处世哲学是由乱世或皇权森怖时代之人总结出来的。乱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闯出天大事业来的；而当皇帝自恃聪明，由着自己的性子信口开河，即或说者无心，而听者自奉以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于是臣不得不死。当此之时，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多少高官，鲜有不战战兢兢以自处者，不会装糊涂的人常常不得善终。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因而“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刘墉是经常装糊涂，但又不是一个彻底的真糊涂。这就使他屡屡露出马脚，被人抓住把柄，看来，他没有糊涂到家。
获取成功性格时必须头脑清醒，不能糊里糊涂，随意为之。一旦乱糊涂、瞎思考，就会失去获取成功性格的大好时机，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已有成果。曾国藩明白其中的奥妙，始终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早年的曾国藩是个很有性格、直言无忌的人，但历经多年的仕途坎坷后，他也有一个“浑”字诀，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有时需要糊涂，但有时也需要精明，关键在把握糊涂与精明的时机，如果把“难得糊涂”当做是一贯的信条，那他岂不成了一个真糊涂之人，未见有一个真糊涂之人还能有成大事者，如果对一个笨人、傻瓜，还跟他说“难得糊涂”，那么说此话之人必是一个十分阴险之人，企图通过使别人永远在糊涂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优势。古代像包公、狄仁杰等那些执法如山的断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与正直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因此奉劝世人，“难得糊涂”切不可滥用。
曾国藩所说的“难得糊涂”是说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因精明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则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这在咸丰三年（1853）四月二十日给几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骄致败，贻误大局，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30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愦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谄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不讳，不遭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为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像屈原那样志洁行芳地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极大的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阴影，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又一面又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床上，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例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盛，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至，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10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复，曾国藩仍然兼辖四省军务，并谕令曾国藩不得再行奏辞。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给予他和他的诸位兄弟任何恩赏。
看了这些，能说曾国藩糊涂吗？为人不可太精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此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洁、宁净、淡泊。这样的人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与他断交，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此人。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为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只有具备过人眼力，才能发现有哪些地方有获取成功性格的机会。曾国藩则有一双“千里眼”，常能及时看到可利用的东西。
记住人生的四忌
说实话，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缺乏深厚的处世经验，才使得自己屡蹈覆辙。你看那些获取成功性格者，哪一个不是在处世上都有精到的方法，都有一套活灵活现的交际术呢？曾国藩给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立下了处世禁忌四缄，可见其用心！
在处世交往中，有许多禁忌，如果轻易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坏结果。曾国藩积一生处世之大法，有许多足以警示后人的地方，他的四个处世禁忌也发人深省。
1.夸夸其谈
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好夸夸其谈、有很强表现欲的人。
有一天，曾国藩到好友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于是也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让我们记住《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语。”
2.好为人师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言犹在耳。
翻开《曾国藩全集》，洋洋1500万言，该有多少箴言和警语，说不完的经验教训，道不尽的沧海桑田，曾国藩似乎把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情记载了下来，其中不乏深刻处和警醒处，但也多有教训处。有对子侄的、兄弟的、部属的、同僚的，甚至也有对皇上的。曾国藩在1860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恭读朱（皇上御笔）批，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幸亏皇上疾病缠身，又内外交困，不然的话，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曾国藩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恐怕绝非仅有的冒犯，从他自身的处世方式来看，受到皇上警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得少，教训得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加之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更凭添倔强之气，于是乎养成了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至于他“师心”上奏，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
3.轻言人短
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换句话说，凡事后议人过失，或者背后议人过失，都是涉世未深的表现。
“世”是什么？世就是人，是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是人的警惕、防备和反抗。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一派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春光锁闭，一团漆黑。所以才有勾心斗角，阴谋诡计，针锋相对，巧取豪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轩然大波。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
4.斤斤计较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第一要在不贪财上下手。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自自然然，见识日进，正气日刚。否则的话，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定有被人看不起的那一天，不可不慎！
△曾氏圆通性格之解密（一）
调味心灵鸡汤曾国藩做人办事极为圆通，不露锋芒，不露痕迹。这一点告诉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之一是该圆通时一定要圆通。实际上，一个人是否圆通，与自己调制心灵鸡汤的艺术有直接关系。
自我调剂，才能获得简单和快乐的生命科学研究方式。例如，“心灵鸡汤”是一个时尚术语，指现代人们心灵存在的各种症状和要达到的理想程度。“心灵”是一个人的精神之屋，“鸡汤”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术语。不管怎样，“心灵鸡汤”告诉人们一个基本道理：心灵是一个丰富的、有营养的“鸡汤世界”。英国哲学家博克齐在《心灵创意与现代生活》一书中说：“心灵——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灵不会成为歌谣，因为他们总是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对现代人最切实的生活而言，成功地创意出心灵美好是一种夙愿。我们不能等待别人给予心灵什么东西，只能自己用智慧去创意心灵的美好成分。”的确，“心灵鸡汤”需要每个生活在各种感受中的人自己调剂，否则你的生活将会失去滋味。
调剂“心灵鸡汤”就是一种获得快乐心境的妙招。“心灵鸡汤”有哪些呢？快乐、痛苦、压抑、忧伤、愤怒等。说实话，任何一个人想要把“心灵鸡汤”变成“心灵之歌”都是困难的，这就需要获得快乐的创意。据美国耶鲁大学鲍特·亚当斯对现代人心理的抽样调查，共有10种心理现象是人们着重创意的范围：
1.我有无一个始终快乐的心情？
2.我的心情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打击？
3.我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情？
4.别人是怎样破坏我的心情的？
5.别人给我的心情带来了什么美好的感觉？
6.我的心情受环境的影响大吗？
7.我的心情为什么难以述说？
8.我惯用的调剂心情的方法是什么？
9.媒体能影响我的心情变化吗？
10.我控制心情的策略是什么？
心态的好与坏给每个创意者带来不同的动力。有人说：“心情在每个人的脸上闪现。”这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的问题是：每个创意者如何消除郁积在心中的消极心态，以便给创意人生制造一种美好的感觉。
假若我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对付消极心态，它们就会变成一种挑战，自动引起我们内心自发的力量和能力。困难、压力、挫折等，使我们内心产生了更多的力量，假使我们以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去应付，对我们的工作只有益处而无害处。
每个人几乎都会认识一些因别人说他“办不到”而受打击并且遭到失败的人；同样，也有人在听到同一句话后，反而奋起应战，坚决地非办到不可。当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有消极暗示或建议时，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应付，这样做不但可能，而且也很实际。
我们的心态是不能用意志来控制的，它也不可能随我们的意思像水龙头一样，开闭自如。若不能以命令控制它时，我们可以用计谋来支配它；若不能用直接动作控制它时，可以间接的加以控制。
“坏”心态不能用有意的行为或意志力驱走，但是却可以用另一种心情来替代。用正面攻击无法将消极的心情赶走时，可以用积极心情取而代之，以达到驱逐它的目的。记住，心情是随着想像而变的，它与我们神经系统接受的所谓“真实”或“环境的真相”是互相吻合的，而且相等。当我们发现自己心态不好时，就不该再集中精神去想它，而应该竭力去驱走它；相反的，我们应该集中精神去构想一个积极的想象——使我们脑海中充满积极进取的想象及记忆。
一旦我们这样做时，消极的心情就会自讨没趣而烟消云散。我们就会生出与新想象的事物相称的心情了。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情舒适，可是在“心灵鸡汤”中，这种美好的想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心情都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事情的冲击，或好或坏，或喜或悲，这是一场心态考试。鲍特·亚当斯认为人生就是“心态的游戏”，难道不是这样吗？
善于调味心灵鸡汤，能赢得友谊与合作。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运用这项原则，把一个刻薄的敌人变成了他一辈子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富兰克林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资在一家小印刷厂里。他又想办法使自己获选为费城州议会的文书办事员。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为议会印文件的工作，那样可以获利很多，因此他当然不愿意失去文书办事员的职务。可是出现了一项不利的情形。议会中最有钱又最能干的议员之一，却非常不喜欢富兰克林。他不但不喜欢富兰克林，还公开斥骂他。
这种情形非常的危险，因此，富兰克林决心使对方喜欢他。
但是，怎样做呢？这是一个难题。给他的敌人一点点小恩惠？不可以，那样会引起他的疑心，甚至轻视。
富兰克林太聪明了，不会弄出那样的窘境。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相反的办法，他去请求敌人来帮他一个小忙。
富兰克林向他的敌人借10块钱？不是！他所请求的，令对方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个请求触动了他的虚荣心，使他觉得获得了尊重。这项请求，很巧妙地表示出富兰克林对对方的知识和成就的仰慕。
下面就是富兰克林自己叙述的经过：
“听说他的图书室里藏有一本非常稀奇而特殊的书，我就给他写一封便笺，表示我极欲一睹为快，请求他把那本书借给我几天，好让我仔细地阅读一遍。
“他马上叫人把那本书送来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把那本书还给他，还附上一封信，真诚地表示我的谢意。
“于是，下次当我们在议会里相遇的时候，他居然跟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就没有那样做过），并且极为有礼。自那以后，他随时乐意帮忙，于是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富兰克林去世已经150多年，而他所运用的心理办法，也就是请求别人帮你忙的心理办法，可以说对我们今生今世都有效。
记住，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和看重，都愿意尽一切的努力去得到，因此，你必须学会调味心灵鸡汤。
△曾氏圆通性格之解密（二）
必须学会自我控制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圆通的性格，往往与其情绪相当。不善于自控的人，容易爆发自己的不良情绪。其实，人生中没有那么多不满和矛盾，关键要看对待人和事的态度和心态，所以曾国藩一生圆通、心气平和。这是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
自我控制是一种最难得的美德。拿破仑·希力对美国各监狱的16万名成年犯人作过一项调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不幸的男女犯人之所以沦落到监狱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自制，即未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积极有益的方面。
要想做个极为“圆通”的人，你身上的热忱和自制必须相等而平衡。
在芝加哥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拿破仑·希尔亲眼看到了一件事，说明了自制的重要性。在这家百货公司受理顾客提出抱怨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这家公司不对的地方。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柜台后的这位年轻小姐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未表现出任何憎恶。她脸上带着微笑，指导这些妇女们前往合适的部门，她的态度优雅而镇静，拿破仑·希尔对她的自制修养大感惊讶。
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个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们抱怨的内容，但省略了这些妇女原有的尖酸而愤怒的话语。
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是位聋子，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
拿破仑·希尔对这种安排十分感兴趣，于是便去访问这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拿破仑·希尔，他之所以挑选一名耳聋的女郎担任公司中最艰难而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其他具有足够自制力的人来担任这项工作。
拿破仑·希尔站在那儿观看那群排成长队的妇女，并且发现，柜台后面那位年轻女郎脸上亲切的微笑，对这些愤怒的妇女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她们来到她面前时，个个像是咆哮怒吼的野狼，但当她们离开时，个个像是温顺柔和的绵羊。事实上，她们之中的某些人离开时，脸上甚至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已使她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惭愧。
自从拿破仑·希尔亲眼看到那一幕之后，每当对自己所不喜欢听到的评论感到不耐烦时，就立刻想起了柜台后面那名女郎的自制而镇静的神态，而且他经常这么想：每个人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拿破仑·希尔个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对于所不愿听到的那些无聊谈话，可以把两个耳朵“闭上”，以免在听到之后徒增厌恶与愤怒。生命十分短暂，有很多建设性的工作等待我们去进行，因此，我们不必对说出我们不喜欢听到的话语的每个人去进行“反击”。
在拿破仑·希尔事业生涯的初期，他发现，由于缺乏自制，对生活造成了极为可怕的破坏。这是他从一个十分普通的事件中发现的。这项发现使拿破仑·希尔获得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有一天，拿破仑·希尔和办公室大楼的管理员发生了一场误会。这场误会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彼此憎恨，甚至演变成激烈的敌对状态。这位管理员为了显示他对拿破仑·希尔的不悦，当他知道整栋大楼里只有拿破仑·希尔一个人在办公室中工作时，他立刻把大楼的电灯全部关掉。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几次，最后，拿破仑·希尔决定进行“反击”。某个星期天，机会来了，拿破仑·希尔到书房里准备一篇预备在第二天晚上发表的演讲稿，当他刚刚在书桌前坐好时，电灯熄灭了。
拿破仑·希尔立刻跳起来，奔向大楼地下室，他知道可以在那儿找到这位管理员。当拿破仑·希尔到那儿时，发现管理员正在忙着把煤炭一铲一铲地送进锅炉内，同时一面吹着口哨。仿佛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
拿破仑·希尔立刻破口大骂，一连5分钟之久，他都以比那个锅炉内的火更热辣辣的词句对管理员痛骂。
最后，拿破仑·希尔实在想不出什么骂人的词句，只好放慢了速度。这时候，管理员站直身体，转过头来，脸上露出开朗的微笑，并以一种充满镇静与自制的柔和声调说道：
“呀，你今天早上有点儿激动吧，不是吗？”
他的这段话就像一把锐利的短剑，一下子刺进拿破仑·希尔的身体。
想想看，拿破仑·希尔那时候会是什么感觉。站在拿破仑·希尔面前的是一位文盲，他既不会写也不会读，但虽然有这些缺点，他却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了自己，更何况这场战斗的场合，以及武器，都是自己所挑选的。
拿破仑·希尔知道，他不仅被打败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主动的，而且是错误的一方，这一切只会更增加他的羞辱。
拿破仑·希尔转过身子，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办公室，他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当拿破仑·希尔把这件事反省了一遍之后，他立即看出了自己错误。但是，坦率说来，他很不愿意采取行动来化解自己的错误。
拿破仑·希尔知道，必须向那个人道歉，内心才能平静。最后，他费了很久的时间才下定决心，决定到地下室去，忍受必须忍受的这个羞辱。
拿破仑·希尔来到地下室后，把那位管理员叫到门边，管理员以平静、温和的声调问道：
“你这一次想要干什么？”
拿破仑·希尔告诉他：“我是回来为我的行为道歉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管理员脸上又露出那种微笑，他说：
“凭着上帝的爱心，你用不着向我道歉。除了这四堵墙壁，以及你和我之外，并没有人听见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不会把它说出去的，我知道你也不会说出去的，因此，我们不如就把此事忘了吧。”
这段话对拿破仑·希尔所造成的伤害更甚于他第一次所说的话，因为他不仅表示愿意原谅拿破仑·希尔，实际上更表示愿意协助拿破仑·希尔隐瞒此事，不使它宣扬出去，以至对拿破仑·希尔造成伤害。
拿破仑·希尔向他走过去，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握。拿破仑·希尔不仅是用手和他握手，更是用心和他握手。在走回办公室的途中，拿破仑·希尔感到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终于鼓起勇气，化解了自己做错的事。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拿破仑·希尔下定了决心，以后绝不再失去自制。因为一旦失去自制之后，另一个人——不管是一名目不识丁的管理员，还是有教养的绅士——都能轻易地将他打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后，希尔身上逐渐产生了圆通的性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艺术把握得更为透彻。他的笔开始发挥出更大的能量，他所说的话更具分量。在希尔开始所认识的人当中，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敌人也相对减少了很多。这个事件成为拿破仑·希尔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拿破仑·希尔说：“这件事教导我，一个人除非先控制了自己，否则他将无法控制别人。它也使我明白了这两句话的真正意义，‘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可见，学会控制自己是形成圆通性格一种很好的方式，有利于做成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