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5年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最灿烂辉煌的年代，是东方破晓时太阳喷薄而出的时刻，是中国劳苦大众积聚了太久的激情的勃发，是五千年的奴隶猛然站立起来的辉煌的历史瞬间。她之于中国乃至于世界历史的极其巨大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因为她确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这个年代给全世界以及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此后，从1949年到1978年，仅仅是历史的一瞬间，古老的东方古国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翱翔于广阔的天空，高瞻远瞩，审视自己，审视世界。
必须做的，她做到了。
这是世界五千年来未有过的大变革。关于这一段非凡的历史，当今世界上每一个亲历者，每一个活着的人，你可以有自己的认知，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结论。
被认知的历史须有时间的沉淀。当代一切对这段历史做出所谓“定论”的“学者”，都将被历史判定为白痴。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你唯一的资格是被历史评价。无论你是青史留名，还是“圣人无名”，都是历史的评价。
关于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伟大的马克思早就有精准的论述。与其妄作“结论”，不如多读书。
有资格做评论的是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历史家，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历史家。
常言道“盖棺定论”。孔夫子死去两千多年，谁能为他定论？
历史之树长青，道理就在于此。
这是本书作者的历史观。
列位看官！上述文字关乎本书主旨，敬请教正。
困难时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占人口少数的富裕人家基本上不受影响。一些低收入的人家得到农村亲戚的帮助，日子也还行。
东北的黑土地很肥沃，亲戚不少，但是我家没有得到援助。
大多数北京人粮食不够吃，缺乏营养。由于没有经验，很多家庭没有计划，不到月底就吃完了定量，家庭成员都浮肿。
突如其来的事件是对人的考验，尤其是那些刚从农村进北京的人。在他们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或是回老家当农民。这种时候，农村的日子比城里好过。
我父亲介绍来北京的乡亲纷纷来我家，问我父亲这样挨饿的日子有多长？他们认为我父亲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我父亲不能。
我父亲说，我觉得不会很长，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
那就走吧，回去心里就踏实了。
很遗憾，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放弃了北京市民的户口，回农村老家去了，带走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他们后悔一辈子。他们的子女在心里默默地埋怨他们一辈子。
他们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三叔，另一个是我六叔。
我三叔和我三婶的儿子不满周岁。我三叔认为应该听大哥和大嫂的意见，尤其要听大嫂的，但我三婶坚决要回老家。我父母接连三个晚上去他们家劝阻。最后一个晚上，我父母刚坐下来，我三婶怕我三叔被误导，抢先说：大哥哥，大嫂子，别说啦，别说啦，我们已经商量好啦！我们明天就回老家去啦！
山西口音嘹亮悦耳，在计委大院的上空回荡。
她怀里的儿子受到惊吓，“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声音也在计委大院的上空回荡，组成母子的合唱。
我三叔满脸通红，低下头，不说话。
我父亲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这是他老人家不当干部的原因之一，但此时竭力搜索有说服力的词句，想要说服他们。
我母亲起身，说：走，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不后悔就行！
我三婶追出来说：大嫂子你放心吧！我们不后悔！你和大哥哥要是也想回去，先住在我家！
我六叔刚从老家来北京，在一家钢铁厂工作，每月定量4斤，还有补助，但是每天头晕无力，坚信城市不是久留之地，怕我父母阻拦，没打招呼就跑回老家去了。
他的羊皮袄和我五叔的自行车已经变成粮食。我五叔此时在厦门服兵役，伙食很好。
196年，我爷爷在老家病逝。
1961年，我姥姥病危，我母亲拿着我父亲向单位借来的3元回老家。
在火车上，我母亲给我买了一本《小朋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启蒙读物，我如获至宝。
每天晚上我都给弟弟读上面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也是唯一记得的故事是木头人到处借渔网，最终向打鱼人借到渔网，捕到一条大鱼。
成功的人生离不开两种品质：勇气和智慧。
我父亲做了一杆秤。秤盘是一个搪瓷盘子，秤杆大概是红木的，上面有两排长短不等的金星，秤砣是两个旧锁，一个铜锁，一个铁锁，最大称重1斤。做饭时先是严格执行定量，然后往粮袋里倒回去一些，到月底时保证有余粮。三年里，我家无人出现浮肿，是较少见的。
我父亲会做精美的高级家具，常有人请他带队，在假日出去挣钱，收入十分可观。然而我父亲自重身份，认为自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事不能做。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去四季青公社的田里挖了一袋野菜。田里有个农民兄弟，说谁能想到你们城里人吃野菜？够可怜的。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儿菜。我父亲当即谢绝。
我父母商量卖掉瑞士名表。我母亲鼓励我父亲说，卖多少钱都行，你别为难。
我父亲还是发愁：卖给谁？应该要什么价？是去西单还是去王府井？
星期天上午，我父亲出家门，走到马路边上，看着手腕上的表，心中犹豫。
同志，能说句话吗？耳边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父亲吃一惊，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年岁和自己相仿，衣着俭朴，背着一个布包。
你有什么事？我父亲问。
男人笑了：老哥，兄弟要是说错话你别见怪。我觉着老哥是在犯难，是不是想卖这表？
我父亲笑了：是，我不知道怎么卖。
我看看行吗？
我父亲摘下手表，交给他。
他看一眼正面，翻过来看一眼背面，问：老哥想要多少钱？这表很好，我想要。他掏出一盒前门烟，给我父亲一支，用“自来火”点上，又给自己点烟，很从容的样子。
我父亲说，你看它值多少？你看着给吧。
3块行吗？
我父亲大吃一惊，程度不亚于当年在警察局里和战友对暗语。
男人说，老哥别生气，兄弟再加点儿……
我父亲忙说，不用加，够多了。
男人说，它值这个数。做人不能欺心。老哥有这块表，不用说，经历不凡，兄弟佩服。
男人从包里掏出钱，都是1元票。他从容地数了两遍，3张。
我和老哥有缘分。来，老哥，再抽一颗。
这是真正的双赢。
3元，这是我家没有人出现浮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母亲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可能是“恒大”给她老人家的印象太深了。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我三叔在老家卖了一把钢尺，换了5斤棒子面。
钢尺是日本货，是我三叔向我父亲求了至少1次我父亲才忍痛割爱的。
做人不能欺心，但世上总是不免有欺心之人，例如小偷。
196年3月，一个中年男人挑着两个大扁圆筐来大院里卖小鸡，我母亲买了两只。一只小鸡不久后夭折，另一只长成黄母鸡，当年就开始生蛋。我母亲训练它每天早晨8点自己下楼，9点多上楼回家，用喙啄门，成为习惯，也成了院里的一件趣谈。
1961年9月，一个星期天上午。已经快1点了，黄母鸡还没回来，我母亲催我父亲去把它带回家。就在这时，大门被推开，对门阿姨喘着气，大声说你们快下去，一个农村女人在抓你家的鸡。我不让她抓，她不听，说那是她家的鸡。她力气大，我拦不住她。
我父亲立即下楼，看见一个穿粗布衣服、头戴白毛巾的3多岁的女人抱着我家的黄母鸡，急急地往院外走。
我父亲要她站住。她不听，走得更快。我父亲快走几步，一把抓住她。
放开我！你耍流氓！女人大叫道。
我父亲说，把鸡给我，我让你走。
女人大叫道：这是我家的鸡！你抢我的鸡，你耍流氓！
周围被邻居和过路人包围，我父亲放开手。
邻居们都知道黄母鸡是我家的，是这院里的最后一只鸡，他们养的鸡早就被他们吃了。
大家都骂她是小偷，都说应该把她押送派出所。
女人嘴很硬，不改口，说，我才不怕去派出所！
一群人向月坛派出所走去。路上行人立即跟进，边走边问出了什么事。到月坛派出所时，围观的人黑压压一大片，在外面等候结果。
值班警察问了案情，登记两人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
警察关好门窗，让女人放下黄母鸡。黄母鸡站在地上发愣，不知所措。
警察问女人：你家在郊区农村，为什么带着鸡来城里？
我是来看亲戚，鸡是送给亲戚的。
什么亲戚？姓名和住址？
女人说，我不识字，可是我能带你找到地方。
警察说，我有个办法：你们俩一起叫它，看它往谁跟前去，它找谁就是谁的，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父亲点头。女人立即“咕咕咕”地叫起来，向黄母鸡招手。
黄母鸡惊叫着飞起来，落在窗台上，一头撞在玻璃上，落下来，在屋里跑了几圈，钻进一张桌子底下。
警察笑了，说，这招不灵。他问我父亲：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父亲说，它和别的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说得出来。
好，你说，警察说。
我父亲说，让她先说好不好？我先说了，她跟着学，就不好办了。
警察问女人：你说它是你的，你能说出它有什么和别的鸡不一样的地方吗？
女人说，它能下蛋，我每天都喂它。它不敢认我，是被你们吓的。
警察转向我父亲。我父亲说，它的左眼有毛病。
女人抢着说，我早就知道它有这毛病！它是我自己孵出来的，我能不知道吗？我被你们吓着了，忘了说了！
警察吃一惊：是你自己孵的？
是我的老母鸡孵的！
警察问我父亲：你的邻居会给你作证吗？我父亲说能，但用不着，我说得清楚，这只鸡还有和别的鸡不一样的地方，让她先说。
警察对女人说：你说。
女人低头无语。
我父亲起身，走到黄母鸡前，把它抱起来，说：它的左边翅膀根上绑着一根红毛线绳。
女人紧接着说，我的鸡也是这样的……警察打断她，说，你闭嘴！
我父亲展开鸡翅膀，证据确凿。
警察大感惊奇，问：为什么这样做，是防人偷吗？
我父亲解释说，原来院里有好几只黄母鸡，每家都有各自做的记号。
警察笑着站起身，说：同志你请回家吧，派出所明天会给你单位打电话。
女人急忙站起来，说大哥你慢走，我也跟你走。
警察喝道：你站住！最近大院里很多晒在外边的衣服都被偷走了，准是你干的！你还想走？
我父亲走出派出所，外面等候的人们一起欢呼起来。近处的人和我父亲热情握手，远处的人挥手致意，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