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55年初的几年里，我母亲一直争取让我父亲交出工资，由自己掌管，目的是过简朴的生活，多积蓄一些钱，为以后的日子作长久打算。如果这时不节约，以后一定会过苦日子。而且，双方都有老人，四个老人不是病就是穷，以后都得管。

    我父亲每次都不耐烦地打断我母亲的话，拒绝交出重要的财权，说你一个女人懂什么，我都考虑好了！

    大男子主义是那个时代的通病。有一次，我父亲去部长家讨论修房子，部长夫人发表意见，部长勃然大怒：臭女人懂他妈的什么！男人说话用你插嘴？给我滚远点儿！夫人不生气，笑着对我父亲说，你明天到单位把他的话说给大家听听，让大家都知道他的修养有多高，他还是大学生呢。

    我父亲对部长说，大姐的意见应该考虑。部长说：抽烟抽烟。我听你的，谁听她的。

    我父亲早就考虑好的是要两个孩子。四口人，他的收入够用就行。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一定是儿子，以后就是好日子，有什么好愁的？

    我二姐出生前，我父亲叫来我姑姑。医生和护士到家里接生，我父亲焦急等待。终于，婴儿发出哭声，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给爸爸看，高兴地说是个女儿。爸爸大吃一惊，继而恼怒，没有看，掉头就走，上班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天以后，女儿伸出两只小手要爸爸抱，爸爸总算笑了。

    我二姐出生时，我父亲已牢记数种高效催奶的良方，后来用在我身上。当护士把我抱出来后，他老人家笑着下厨房，热好老母鸡汤，不放盐，看着我母亲吃完鸡肉喝完汤，千叮万嘱我姑姑不能让我母亲吃盐，否则会断奶，然后才去上班。

    第二碗无盐鸡汤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我母亲让我姑姑少放一点盐，我姑姑不敢。我母亲说医生说了可以吃盐，他又不在，你怕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父亲端来一碗看上去很香的猪蹄，我母亲看着就想吐。在我父亲期待的目光下，我母亲细嚼慢咽，我父亲走后我姑姑再加工。

    母乳很充足，我长得很胖。我父亲更自信，说听我的没错。

    我父亲知道我母亲又有了孩子后，我父亲认为已经超生，坚决要打掉我母亲腹中的胎儿，我母亲绝不同意，我弟弟终于出生。我父亲这时认识到当初的预见不够准确全面，恒大抽得确实有些多。

    1956年，国家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经委成立。经委的基建任务很重，我父亲被调进经委。人事局的领导建议我父亲把职业改为干部，我父亲仍然坚持当工人。

    我母亲强烈要求我父亲当干部，努力工作，争取提升。但是我父亲认为自己没什么上升空间，“不要强”，我母亲很无奈。

    1959年，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

    一家六口人，人均生活费每月134元，日子固然不好过，但这在当时的北京属于一般水平，是过得去的。

    国家机关规定职工家庭的最低人均生活费是每月8元，不足部分予以补足，国企的学徒工月薪8元。

    在计委大院，科长、主任科员、科员、秘书（与科员相当和工人占大多数，月薪大多在6元以下，科长的月薪是7多元，家庭人均生活费大约在1元至15元之间。

    谁家有了临时困难，可以向单位申请补助，经职工大会讨论决定。接受补助的人平时不能吃饺子炖肉，这是不成文的规定。有一个星期天，一个小孩高兴地告诉小伙伴他家今天吃饺子，他爸爸受到批评，从此失去了申请补助的权利。

    国家机关很少有人均生活费低于8元的。

    常言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家的日子过得特别难。

    五一节，国庆节，春节，给两家的老人各寄1元钱。节日过后不久，我姥姥病了，寄1元，我奶奶病了，寄1元。我奶奶一两年来一次，每次住一两个月，回老家的火车票3元多，我父亲给买。

    每次的寄1元差不多都是向单位借的。单位规定每个职工每月可因特殊情况借1元，从下个月的工资里扣除。

    当时我三叔家离我家很近，我奶奶不去他家。我三婶非常善良，她的山西话我奶奶听不懂，特别看不上她，她很无奈。

    常言还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其时这话不正确。实际上是穷在闹市也有远亲和近亲，因为他们的家更穷。

    经常来我家的有两个与我父亲同辈的亲戚。他俩都比我父亲岁数小，都是我父亲介绍进京的。他俩没有固定工作，妻子没有工作，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他俩常在星期天带部分家人来我家吃午饭，而且是轮流来，从未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9年。

    我父亲发挥出独特的能力，在厨房墙角做了一个灶，灶上放一口大锅，烧刨花、树枝，节省了不少钱。神奇的是，灶和楼房的通风道相连，既无烟，也无失火的危险。后来我问父亲：如果每家都安装一个这么大的灶行不行？父亲说行，通风道足够大。

    父亲有这么大学问，我很自豪。

    那时楼房里的住户都用蜂窝煤做饭。

    2世纪5年代的北京，很多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我母亲感到仅靠勤俭持家还不够，就在夏天叫我姑姑来帮着照顾孩子，做家务，自己和几个邻居一起去卖冰棍。

    那时，月坛南街上的西宫电影院所在位置是北京工人俱乐部，旁边是一家冷饮厂，附近的家庭主妇帮冷饮厂卖冰棍。

    冷饮厂提供一辆白色的木制小手推车，车里有圆柱形保温瓶，里面装着5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因为贵，买的人少，车里只有两个保温瓶，大部分空间装满了纸盒，纸盒里分别装的是红果冰棍、红小豆冰棍、绿豆沙冰棍和白冰棍，都是三分钱一根。车上有木盖，木盖上用很厚的白棉被覆盖。

    6月是北京绝对温度最高的月份，干燥少雨，行人特别渴，看见小白车就不能不停下来。手头宽裕的人买一根奶油冰棍和一根3分钱的冰棍，大部分人只买一根3分钱的。听到叫卖声，待在家里的人会出来买，本来想省钱的邻居就会跟着出来买。

    7月的北京高温多雨，下雨前的闷热令人窒息，这时也是冰棍畅销的时候。

    但是同行业的竞争很激烈，因为所有小车都在大院里运行。如果你的小白车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你前面的小白车刚离开这里而且是恰好刚消失在你的视野里，你大声喊着，等着，再加上手慢，又忘了小车的密封状况不好，你会忽然发现纸盒里的冰棍在解冻，拿不起来了，你就只能沮丧地推着小车回冷饮厂。冷饮厂承担损失，你失去了这份工作。

    我母亲的业绩最佳，工作时间最长。

    196年，困难时期来临，北京市民开始接受饥饿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