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5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我父母给我姥爷和姥姥拜年。

    我姥爷和我姥姥以及我舅舅一家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仿佛唐家大院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上次来到几天，已经过去6年。6年是一段长时间，环境变了，人也变了。我姥爷、姥姥、舅舅、舅母变老了，我父亲、母亲变得年轻富有朝气。刚见面时气氛有些紧张，尤其是我舅舅，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妹夫的报复。

    我姥爷和姥姥的表情是悔恨。我母亲看得出来，他们为当年不肯供小女儿上学很后悔。

    我父亲的表现很快使气氛好了起来。火锅没有了，包饺子炒菜烫酒，一家人感受到久违的亲情。

    我舅舅喝了酒，说出心中的不满，认为他的财产都是自己挣的，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我父亲说，富人剥削穷人，穷人被你们害得活不下去了，当然要造反。

    我母亲说，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们姐妹四个打小就挖野菜喂猪，那些年卖了多少头猪？卖了多少钱？你那个时候种不好地，咱爸还没有卖出去他画的图画，咱家的钱是你一个人挣的吗？为什么都给了你？你那个理是歪理，共产党讲的理才是大道理。

    那是咱家的事，要分也是自家人分，凭什么分给外人？

    我母亲笑了：谁是你的自家人？我们姐妹四个和你是一家人吗？要不是共产党抢了你的，你会分给我们？我认为共产党最公平，我就听共产党的！

    我三姨夫和我三姨再也不能公然给我姥爷姥姥拜年。1948年春天，有个乡亲骗我三姨夫，劝他花2块大洋买个国民党的上校团长的招牌，蒋中正亲笔签发委任状，发给军服军衔，每月薪水1块大洋，还能挣外快。我三姨夫一时糊涂，借钱送上去，委任状和军服军衔很快就送来了，但薪水没送来，说必须招1人组成一个团去跟共产党打仗才给发薪水。土改开始后，有人揭发，工作队的领导将委任状和军服军衔送到上级有关部门验证，这些东西竟然都是真的

    1952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抽调一部分人去计委，我父亲来到北京。

    其时我大姐不满一岁，我母亲带她住进我姥爷家，第二年夏天来北京，住在太仆寺街一带。

    计委大院的选址确定在西城区三里河一区，我父亲参与了设计和施工。1953年建成，计委的员工都住进来，后来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等部委的员工也住进来，计委大院实际上是各部委的大院。

    计委大院的房子都是三层的砖楼，红色楼和青色楼相间。一个单元称为“门”，一门六户人家。有的楼是独立的；有的楼呈“凹”形，这样的楼有东西向的户型。虽说是大院却没有围墙，楼与楼之间都是互通的。大院外观大气，居住方便，充分显示出新社会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住房基本上是按需分配。这时的北京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外来的大多为青年人，因房子少而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的现象很普遍。

    我家住二层楼，南北朝向。共有两居室，分给两家，我父母和我大姐住南边的大间，北边的小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两人都是大学生，郎才女貌，夫妻感情甚好，收入颇高，很令人羡慕，然而他们的命运却不是他们和同事们预想的那样。

    夏天的一个傍晚，男大学生在三里河南街的邮筒下发现一个布包，里面发出婴儿的哭声，原来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男婴，一张纸上的文字说明是因家穷无力抚养，盼好心人把他养大，男婴的姓氏和出生日期。

    他急忙抱着婴儿到月坛派出所。民警做了登记，要他保证婴儿安全，向单位报告。他抱着孩子回家，妻子急忙买奶粉。第二天他向领导报告，领导向上级请示后，要求他暂时负责养护孩子，等有关部门接收。由于尚无有关规定，他承担全部费用，单位不能给他经济上的补贴。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孩子必须健康成长，夫妻俩承担法律责任。

    夫妻俩受苦受累，担惊受怕，经常向我母亲求助。过了大半年，民政部门来人带走了孩子，他们的感情很受伤害。

    1957年，大学生夫妇出了问题，离开了计委。

    这时，我二姐和我已出生，单位把小屋分给了我父亲。

    住房是公租房，所有的家具也都是租公家的，家具都是木质的。一件家具月租金几分钱，很便宜。

    我三叔跟我父亲来到北京，也在计委，做木工，和我家住同一个院里。

    新时代给很多人提供了机会。不少乡亲来找我父亲帮他们在北京找工作，都有了住房和户口，成为北京人。那时，北京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很多人。只要你租一间房子，有收入，就能落户。我父亲给乡亲们提供信息，帮他们介绍工作，成全了他们。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3年底，我母亲突然患病，险些丢了性命。

    冬天来临，我母亲老病复发，咳嗽很厉害，吃药的效果不好，医生只好不断加大药量和品种。我母亲高烧昏迷，醒来后出现皮肤病，痛痒难当，坏死的皮肤面积迅速扩大到全身。我母亲向医生说了自己小时候的遭遇，医生认为是旧病复发，这次更严重，而神医已经谢世，西医似乎无能为力。

    很多专家从各个医院来会诊。他们听说过这种病，据说外国有患这种病的人，治疗效果不得而知，国内没有先例。这就是说，无药可治，病人已处于濒死状态，基本上失去了生的希望。

    医院负责人与我父母谈话。院方的建议是采用一切手段治疗，尚有几分希望，但病人每时每刻都可能死亡。这就是说，病人主动当试验者，院方全部免费。如果病人和家属不接受这个建议，就只能按常规治疗，恐怕一个月也拖不过去。

    我母亲很冷静。她平静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早就死了。不论死活，我感谢你们，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我母亲被送进单人病房。

    数个月后，我母亲从坏死的硬壳中脱身出来，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