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我家的祖先是很有势力的大地主，到晚清时已经衰落，大地主的后代变成中地主。清朝皇帝垮台时，我的曾祖父是个小地主。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排行老三。

    曾祖父在村中央建了一个小杂货店，经营盐、酱、醋、胰子、洋火、油灯、煤油、窗户纸等生活必需品，也有烟、酒和豆油、芝麻油等奢侈品。

    小店大受欢迎，受到乡亲们称赞。曾祖父资金充足，及时添货，还增加新商品，小店很红火，曾祖父心里乐滋滋地。

    他老人家没有考虑到经营方式潜在的危机。乡亲们都是赊账，年关时结账，就像两千多年前刘邦在乡里小酒馆喝酒赊账一样，这种经营方式代代沿袭。乡亲们买时大多是急需，偶有消费冲动，结账时手里或没钱或钱远远不够，要求继续赊账，明年一起算。

    曾祖父的账记得清清楚楚，过年前让三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拿着账本挨家收钱。其时我祖父只是个小孩子。

    跑了好几天，只收回一点钱。曾祖父没有埋怨三儿子，第二年继续经营，只是小商品的品种少了。又到年关，还让老三挨家收账，收回来的钱比去年更少。曾祖父将小店关了，账本当了做饭的引火纸。

    祖父成年后，曾祖父给他娶了媳妇。不久后曾祖母病逝，曾祖父把家给儿子们分了。我父亲出生时，我四爷爷刚满两岁，我祖母用乳汁喂养两个孩子。我四爷视他的三嫂如母。很多年以后，在一段时间里，为了让他的三嫂及时享用美味，他不得不在晚辈面前忍气吞声，这是后话。

    祖父小时候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上了几年私塾。曾祖父没要求他深造，他也没主动追求。他的身体不够强壮，不愿意干农活，轻松地度过了十几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结婚是祖父的生活由富变穷的转折点，是他的苦难人生的开始。

    男大当婚，他不能不遵从父命娶了比他年龄大的杨家姑娘。娶媳妇过农家日子本不是他的人生追求，更何况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媳妇。

    杨家姑娘身高力大，性格刚烈，来自于非同一般的人家，不是他能惹得起的。虽然法律规定丈夫可以任意打老婆，然而现实明确地告诉他绝不可以。媳妇平时说话的声音比丈夫的声音大，在反驳丈夫的错误言论时更加宏亮，很可能被人听到，所以夫妻之间很少说话。

    祖父过得不好，却无力脱离命运给他安排的生活轨道，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十几亩沙土地全靠夫妻二人耕种，这是他老人家不堪承受的重负。

    祖母的娘家在奇连屯，与郝白土相邻。祖母比祖父大两岁或三岁，个头甚至比祖父高。虽然裹了小脚，但只是表现在步态上，没有影响到行动，包括下地干农活，家里家外都比祖父强，于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强势，这是祖父很难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

    夫妻之间谈不上感情，更没听说过爱情为何物，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搭伙过日子，传宗接代，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父亲出生后，祖父和祖母的关系明显改善。我父亲6岁时在村里读私塾，不到5年就辍学，因为有了我二叔和三叔，家里越来越穷。我父亲捡粪拾柴，还跟着父母种地。

    一年比一年差的年景，一年比一年少的收成，再加上一年比一年重的税负，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穷人，越来越多的穷人陷入饥饿和疾病之中，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这就是2世纪3年代中国社会的状况。

    祖父的身体越来越弱，眼看就要被压垮了。

    1936年夏天，晚饭后，祖父说去串门儿，从此失踪。

    这时，我姑姑两岁，我四叔在襁褓中。

    天还没亮祖母就醒了。看身边，知道丈夫一夜未归，也就知道他跑了，可能再也不回来。

    孩子多了，负担越来越重，夫妻俩平时都懒得和对方说话，更没了争吵的力气。我祖父性格内向，平时只和他的表弟来往，而表弟在外打工，他能到谁家串门儿？

    还有那个摇拨浪鼓的货郎。往年他只在过年时来，今年差不多每月来一次，什么都卖不出去，他却总是笑呵呵地，好像是来串门儿的，而丈夫偏爱和他说话。货郎这个月没来。

    货郎上次来过后，丈夫拎回家一小袋棒子面，孩子们欢呼雀跃。问他哪来的，他不说。

    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可以解释刚发生的事。

    我大爷爷、二爷爷、四爷爷过来问情况。他们说，他只有当兵吃粮一条路。他不会去投国民党，他是找共产党去了。至于那个货郎，在这里人缘很好，看不准。

    第二年冬天，一天夜里，祖父回来了。他身体好，心情也好，给我祖母一袋小米，还有几张钞票。他说，他在县游击大队当炊事员，就是给大伙儿做饭。领导批准他探家，还给他粮食和钱。

    他公然在家住了几天。这时，郝白土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堡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