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可法这里没有得到确实答案，翌日开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桂王朱常瀛继承大统。

    在东林党人为帝位人选奔走的时候，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将帅，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密谋和争执。

    武昌，被崇祯封为宁南伯不久的左良玉，正搂着两个女郎听歌赏舞，突然站了起来，对着远处虚无的空气大骂道，“该死的闯贼、献贼！如若不是他们杀了襄王、楚王，老子现在就立一个皇帝！娘老子的气闷！”

    附近人惊惧，但也渐渐习惯了，这几天，自从听闻了崇祯自尽以及南京的勾心斗角后，左大帅便经常这样抽风。

    左良玉，字昆山，东昌府临清州人，最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后在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

    崇祯十六年之后，左良玉蹂躏地方，拥兵数十万观望自保，朝廷无可奈何，只能一味姑息牵就。

    他连皇帝的命令都已经不听了，崇祯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事实上在孙传庭大军覆灭后，朝廷便彻底丧失了威信。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隶属凤阳总督马士英统辖，加之驻扎在淮安府的山东总兵刘泽清，这四位总兵的人马是为江北四镇。

    到崇祯十七年时候，大明在南方的部队大致分为三块，湖广左良玉集团的楚镇，福建郑芝龙集团的闽镇，以及江北四镇。

    左良玉号称拥兵百万，但至于具体有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自从朱仙镇一战失败以后，左良玉的精锐兵力丧失大半，后来归附他的大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左军中，各营将领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毫无军纪。

    和左良玉一样，福建的郑芝龙也苦于境内没有藩王，只能看南京的事态进展，当然，此时的郑芝龙还没资格像宁南伯左良玉那般跋扈。

    江北四镇距离南京最近，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与刘泽清四位总兵与郑芝龙一样，都未封爵，在大明文贵武贱的情势下，他们在定策拥立问题上没有话语权。

    不过，没有话语权固然是事实，但定策问题涉及到人生大富贵，哪个不动心？

    广西的靖江王朱亨嘉只是太祖侄孙后代，且只是一个郡王，但就是这样的一位远支郡王，在皇帝自尽、留都正在选择继统人选的消息传到广西时候，居然也动了心。

    苦于作为朱明疏支，没人提名与他，朱亨嘉整日跳脚大骂。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让不少人滋生了不该有的野心。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位事实上的首辅大人，但是史可法优柔寡断、左右为难。

    东林党人在江南势力很大，他不得不考虑党派内的呼声，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在纲常伦理面前，他又担心舍亲立疏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一边是《皇明祖训》，一边是东林党，在曾经的历史上，史可法两相权衡后出了第二个昏招，去浦口与马士英会面。

    第一个昏招自然是没有立即选定福王为帝。

    事实上崇祯一死，大明极需要有个强权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如果史可法当机立断，把颠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来南京继统，朱由崧必将对他刮目相看，马士英和四镇也没有可乘之机。

    须知野心这东西一旦萌芽，便会迎风狂长。

    在曾经的历史上，经过反复考虑，史可法带着拥桂的倾向，约凤阳总督马士英到浦口会商。

    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所谓的会商其实是史可法提出拥立桂王，然后马士英赞同而已。因为拥立福王是最符合程序的，不需要得到谁的特意支持。

    两人会面的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

    随后，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准备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但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后，突然得到报告，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马士英大吃一惊，他屡经宦海浮沉，老于世故，眼看手下大将全部投向福藩，朱由崧要当皇帝已难阻止，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达成的协议，自己只会被驾空、被淘汰。

    福藩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之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于是他立即转向，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拥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

    而这时，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给马士英的信件里，再次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这是他第三个昏招。

    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

    为了取得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辅职位，马士英断然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督军务勋臣魏国公徐弘基，以及六部官绅人等，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他表文声称：闻留都有人尚持异议，在下谨勒兵十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

    被史可法昏招诱惑的、野心滋生的马士英，狠狠背刺史可法！

    山东总兵刘泽清考虑到东林党势大，一度赞同拥立桂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实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表态，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

    至此，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江北四镇军阀参与‘定策拥立’，令南京感到万分震惊！

    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开始重文轻武，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

    即便到了崇祯末期，拥兵自重的将领也只有左良玉一个，其他将领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即便是封爵的左良玉，在‘定策拥立’上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看文官集团决定。

    想不到，现在江北势力居然敢公然挑战大明士大夫集团的权威，可是，此时江北四镇是南京武力的最大依仗，福王朱由菘本就是继统的最佳人选，于是，史可法妥协了，南京官绅同意福王继统。

    等待多日后，福王朱由菘得不到以东林党人为主的文臣支持，只好通过卢九德牵线，乞援于武将，授以‘定策拥立’之功。

    朱由菘继位后，与马士英演双簧，将马召入内阁辅政，排挤史可法。

    史可法攻击朱由菘的书信白纸黑字，有口难言，只能满腹悔恨地自请离开中枢南京，去往扬州前线督师。

    之后，高杰封兴平伯，刘良佐封广昌伯，刘泽清封东平伯，黄得功封靖南伯。

    败军之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他们无功封爵，开始跋扈自雄，视皇帝为傀儡，从此太阿倒持，军人专政，国已不国，朝廷徒拥虚名而已。

    马士英担任首辅后，东林党要员纷纷下台，党争激化，南明朝廷大臣陷入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向北恢复进取。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南明之未能比拟于东晋、南宋，其源全出于此。

    固然，即便史可法不犯错，南明政权也未见得有多大的成就，但处于权力中心、掌握拥立大权的他，在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接连昏招，把最后一丝可能性也葬送了。

    当历史车轮把史可法推上汉民族命运攸关决策者地位的时候，事实证明，他并非于谦第二，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常得很。

    他优柔寡断、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弘光既立，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无论史可法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补救，但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再分配导致的内耗等事，一旦露出苗头，便无法逆转。

    最后，在大臣和军阀勾心斗角中苟且偷安的弘光政权，仅仅一年后，便迅速分崩离析。

    这一世，因为林火根的一番操作，史可法虽然依旧在浦口约见凤阳总督马士英，但同时致信给漕运总督、巡抚淮扬的路振飞，要他带着福王到浦口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