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梁宿与于蓟两亲家吃茶说话，皆以这些个闹出民乱来的豪强兼并之族并不足为虑，于蓟虽是簪缨世族，朝上说话也是斯文，与梁宿说话时却是尽显刻薄本色，直言：“这些人都是蠢死的！”

    想于蓟一族起自清流，皆是文人出身，本就不大瞧得上武人出身的勋贵，自家虽有子孙受荫职，凡能当得起事的却无不是自科举入仕。看着勋贵之家死巴着祖荫、只想着兼并，便十分瞧不上。是以于蓟虽想与祖辈一样入政事堂为相，十分瞧不上靳敏之无耻攀附，待朱震入政事堂之时，他却不曾说酸话，盖因朱震虽是勋贵子弟、家中也些个官司却是科举出身。

    原是担心自家产业也受冲击，如此想明白官家之心，便也不以为意。只消事情尚在掌握之中，便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且从清流眼睛里看，兼并也该抑一抑了。破此心结，于蓟更想，官家兴工商，是釜底抽薪，却不如釜底抽薪那般立竿见影，只好警告兼并豪强，来个扬汤止沸。

    这般想着，于蓟便与梁宿商议：“你我皆读书明理，可见着哪朝兼并之事得遏的？皆是愈演愈烈，乃至不可收拾，以至土崩瓦解。彼时豪强今何在？俱化为灰土矣。抑兼并实并非朝廷事、官家事、百姓事，更是我等之事！我看官家兴工商倒是个好主意，并非一味言利，你我是否也可参与一二？”

    梁宿原秉着大儒之心，虽不十分鄙薄言利，却不曾想过自己经商。他家里也置田、也置房舍，却只是租将出去，听着于蓟这般说，叹道：“亲家深刻。此事随意，我却请亲家将方才之语润色，奏与官家，或可有所收获哩。”他知于蓟之心，读书之人哪个不想拜相来？何况于蓟祖辈又做下那般光彩榜样，于蓟不欲人说他是仗着祖荫，顶好也做个宰相。

    于蓟老脸一红，起身深深一揖。梁宿笑道：“亲家休要想岔了，你若说不出方才那番话儿来，也没往后的事儿了。”于蓟更有些羞愧，道：“着相了，着相了哟～”梁宿道：“你我束发读诗书，求圣贤之道，想做千古名臣，利国利民，着相便着相。”

    于蓟面上烧渐退，自嘲道：“无怪你只长我十二岁，却早早拜相做到首相，我却蹉跎，如今只好曲阿上意。服啦！服啦！”梁宿道：“你又不曾攀附，只消是为国为民，与官家想到一处如何算是阿谀奉承？所谓英雄所见略见，孔子讲仁义，孟子亦讲仁义，又是谁个阿附了谁？”

    于蓟心悦诚服，回家琢磨奏本不提。奏章尚未写好，御史倒先发难了。

    于蓟想，既然是说于官家，便要将这奏本写实，譬如天下人口几何、田亩几何，兼并之状如何、历年失土流民为乱之事如何，南方兴工商之利润几休、兴工商之后流民为乱可曾少了一类。且要将这些个串起来，讲个因果，还须写得平实易懂，也算为官家向百官、百姓解释。也好一鸣惊人。

    哪想一鸣惊人的另有其人，乃是个青年御史，言辞激愤，直斥“四凶”。

    也是天缘巧合，这御史姓鲁名直，是个地道南人，与文欢是同榜的进士，年纪比文欢还要小些儿，挂在进士的末尾。文欢是因其说话，以致七八年来无所寸进，鲁直乃是因其籍贯，眼看同年一一有了政绩，或平调、或升往富裕之地、或升官儿又或是派与优差，他却自做了御史便数年不曾挪个窝儿。

    初时不觉，人皆贺他少年进士，不多时，始知这地域之争闹得厉害。他是南人，原以南人鄙陋，思慕北方文人清贵，哪知这北人并非他想的那般“娴雅大度”，大为伤感。做得御史，又知许多阴私事，且知兼并之烈，渐瞧北人不起！及北方灾民为乱之事发，温孝全抚北，居然有些个豪强嫌弃温孝全手段激烈，言辞不妥，要上书参他个“行事不谨”。

    温孝全虽是北人，行事却端正，如此为国为民，却要遭弹劾，将鲁直不平之心激起，以万事皆因北方豪强兼并而起，愤而上书。直称这些个人为“国之蠹虫”，请诛“四凶”以正视听，且要问渔阳侯、太府寺卿管教不严之罪。

    一本奏疏直达天听，自九哥至政事堂虽肚里气鼓鼓，却也不欲生事。九哥想着将这二县令罢黜，将二豪强问个“吞没府库钱粮”的罪过，便罢。哪知鲁直上疏，却是无法息事宁人的。御史乃是言官，言官从来不可小视。鲁直奏本一上，好似捅了个马蜂窝。豪强之族纷纷上书，说鲁直昏悖。将官家与政事堂烦得想将这两头儿都掐死。

    洪谦家里也烦得想将鲁直摔死算完，他是大理寺卿，这等大案原该他来审，重判轻判，他心中自有一杆秤，何须个御史来指手划脚？恨得直骂鲁直是个“王八蛋”，秀英劝他说：“我也听娘娘说，官家不喜欢这兼并的事，你又骂他做甚？”洪谦怒道：“我还不曾审哩，他便这般说，判重了显我是学他，判轻了又显出他风骨、我畏权贵来了！”

    秀英一听，便即明白，跟着骂道：“哪个叫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来！他说旁人不好，直说便是，何苦又饶上你，非要显他事事公正？真个不要脸！想好名声儿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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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谦听秀英骂着，也是解气，听她说完，道：“说不得，我还须得朝上说他去。”

    便于朝上斥鲁直干预司法，且说：“臣既掌大理寺，便会依法行事，今尚未开审，宪臣便指手划脚，是说臣枉法么？若陛下不信臣，何须命臣审案？”

    一时间朝上吵来吵去，因北方变乱已平，温孝全背后有个梁宿不好攻讦，满朝文武便将眼睛放到鲁直身上。将九哥吵得心浮气躁，看着这些个人，心里不由失望。原以朝臣虽有私心，却也当明公义，哪知为维护着非法所得之财，嘴脸竟这般难看！连带着也以鲁直鲁莽，却又不能直斥鲁直不对，否则便是害了鲁直。鲁直之事与黄灿不同，黄灿口上无德弹的都是些个小事，鲁直却是直指根本。九哥一朝松口，鲁直便能叫豪强们咬死。

    九哥将鲁直放到一旁，先命洪谦速将此案断来。九哥心里，此时断案，与彼时平乱一样，都要快刀斩乱麻才好。拖延不决，只能将事情闹大。洪谦承上意，次日便要开审。

    当天晚间，永嘉侯府便来了许多客人，渔阳侯与太府寺卿各拉了说客，来寻洪谦讨情。洪谦与于蓟乃是一个看法儿，以这些人实是蠢货，鲁直并不曾说错，都是“国蠹”。这些个国蠹又害得他女儿女婿受苦，洪谦本就想与他们些颜色看的。

    今见来人求情，洪谦细一打量，皆是勋贵之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叹道：“诸位错了！”

    渔阳侯忙将手儿连摇：“我等并无他意。”

    张家兄弟寄于洪府，待明年春天开科取士，碰个运气，好考个进士。洪谦有意栽培他两个，也将他两个带在身旁。此时张三郎便上前替洪谦道：“君侯原不欲穷治，诸位不来，至多依律而判。如今诸位来了，他们只好受重罚了。”

    张四郎复言：“诸位不来，君侯所判，是发自本心，或轻或重，也是酌情量刑。诸位来了，君侯所判纵说是发自本心，也无人肯信了，必要嫌判得不够重，且要说君侯循私。诸君忍心陷君侯于此不利境地么？”

    渔阳侯起身与洪谦一揖到地，道：“老弟，此番老哥哥生死都在你身上。官家素来听娘娘的，老弟办此事，轻而易举。老弟看老哥哥薄面，与老哥哥一个方便罢。”

    洪谦道：“君等以为此来无人知晓么？若叫御史再知道，尊亲恐不止依律而判，我亦要受连累。如何敢再说娘娘？诸君请回罢。”说便将脸儿挂下。将事情悉推于渔阳侯身上。

    太府寺卿听着张三郎之语便觉不妙，及听张四郎之言，心中大悔。却又不似渔阳侯那般胡搅蛮缠，起来扯着渔阳侯道：“原是我们举止失措，如何倒要令洪兄为难呢？”扯他要走。

    洪谦道：“此事须与天下一个交代，我劝两位休再多事，上表请罪方是上策。”渔阳侯听他这般说，脸儿也沉了，不复方才恳切相求的模样儿。太府寺卿倒是稳得住，还与洪谦道了一回谢。

    次日，太府寺卿回上表请罪，渔阳侯却一无所言，心里都将洪谦记恨。

    洪谦审得极快，议将二县令罢官、流千五百里，查两豪强以勾结官员、私吞府库，流两千五百里。

    渔阳侯当朝喊冤，且说两豪强是“为民”：“赤地千里，小民无以为食，彼为民请命，一般是官家百姓，何以为人佣耕者不得食？大理寺何以受制于人言，不分黑白，误判好人？”

    洪谦听着便气乐了，冷声道：“君侯要看证据么？”将温孝全查抄之佃户名册，与户部所存籍簿一一对应，相合过不过十之一二。

    洪谦奏道：“本朝依其资财，定户等级，下等赤贫户无须纳税缴租，只消每年服役三十五日，逢灾有赈、逢喜有赐，彼既不须纳税，何以不在籍簿？”

    朝上人皆此是何故，乃是豪强之家既兼并人田产，便须人耕种，若都归做下等户，亦须服朝廷之役，虽每年三十五日，豪强也是不想这三十五日里无人使唤的，便想方设法，自籍簿里除了，弄做自己私家部曲一般。

    洪谦将名册直摔往渔阳侯脸上去：“夺国家百姓为奴仆，这也是好人？！拿着朝廷钱粮养私仆，这也是良民？”

    豢养私仆且数目极多，又有许多青壮，听便不是件好事。鲁直越众而出，道：“则大理寺何以如此轻判？难道是慑于权贵之威么？”朝九哥一拱手儿，道，“大理寺卿，官家岳父，尚且畏惧若此，这是何等威势，臣实不敢想！却想着两个典故，其一曰田氏代齐，其二曰三家分晋。”

    渔阳侯脸都青了与太府寺卿的肠子悔作一般颜色，两个心里都想：恐不能善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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