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猴子们体内的狂暴基因开始因为疑惑和恐惧而变得异常活跃，看着这些从没见过的霸道异常的钢铁战车，他们拿着武器的手都开始有些颤抖了。

    “随他们折腾，只要不过分靠近装甲车跟坦克就好。两点钟方位，四点钟方位还有八点钟方位的狙击手跟机枪手随时保持警惕，不要让他们靠近。这一次还是射伤而不射杀，看来以战止战的手段依然是这个世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几个狙击小组此刻已经全神贯注的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借助有利地势与强大火力，他们有信心彻底消灭这一股顽敌，尽管猴子是出了名的难缠，但是游击战的祖宗怎么识破不了猴子的伎俩，当年解放军可是把这招都给玩烂了。

    “一团负责牵制敌人，二团负责保护老弱妇孺尽量把她们跟战场分开。两个小时以后我要看到战争的彻底结束。同时二团要注意防止那些老弱妇孺的偷袭，历史上我们可是吃过亏的！”

    “是！保证完成任务！”

    结束通话之后，萧易眯起眼睛深有意味的从卫星监控上看着猴子们的一举一动。

    从生存环境而言，越南虽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生存厮杀争斗激烈程度不亚于草原部落。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争频繁，内外纷争不断，越南的历史烽烟不断，几乎就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对于历史上勇猛善战的英雄人物，越南人特别崇敬。由此又形成了越南特有的“战斗英雄”文化。

    在现实中，越南历史上也的确曾涌现不少令越南人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英雄。

    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中国大陆和莫斯科公国都被蒙古帝国吞并。然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却在小小越南吃了败仗。蒙古军三度入侵安南，1258年初元朝大将兀良哈台一度攻陷安南都城升龙（河内），1285年脱欢再占升龙。

    越南人在陈朝宗室、“兴道大王”陈国峻的带领下，奋起反抗反攻，他们人人手臂上刺着“杀鞑”二字，夺回升龙。随即全境杀退来犯之敌。

    怒，此时他正在组织战船进攻日本，遭遇“神风”。蒙古军不败神话竟然被岛国日本、小小越南打破，于是他停止进攻日本，再派脱欢率10万大军攻安南。

    以“游击战”切断元军的水路补给，利用涨潮而进攻，退潮则退走，并实施“木桩战术”创造了以弱敌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俘获元军400余艘战船，生擒主将乌马儿。

    后，蒙古大军再也没敢侵略安南。从此陈国峻被誉为民族英雄，越南南北处处有“兴道大王”庙宇祭祀，香火千百年来不断。越南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传统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越南历史学家曾说：“越南民族的传统，历来是全民皆兵。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一旦需要扛起枪就能上战场进行战斗。”生活中，他们是知礼谦和的普通百姓，而在战场上，他们绝对是可怕而难缠的斗士。全民皆兵——这个特点，与“草原部落”骑兵的特点差不多。甚至可以说，越南的民风，就相当于东南亚的“草原部落”。

    在偏软的“儒家文化圈”中，越南没有被完全“汉化”、得以保持“彪悍民风”，一是因为“儒家文化”对越南上层影响大，对底层民间影响小。而从越南历史看，因为总需要大国支持，越南王室与其说留下了儒家传统，不如说留下“实用主义”传统，这种作风就是一切以“实利”为准则。在越南的上层文化中，实用主义大过儒家文化。“民间文化”中，英雄文化影响大过儒家文化。

    二是因为，越南在中国的两次“华夷之变”中，未被“殃及鱼池”，独特的地势加英雄文化，使得他们在蒙古大军与后金铁骑下，得以“独善其身”。所以，他们愈加崇尚英雄文化，以“彪悍、善战”民风为荣，直至成为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本能……

    想起后世让米军一直耿耿于怀的越战，萧易就不得不佩服起猴子的彪悍了。不过当年中越自卫反击战虽说咱们自己也有伤亡不过猴子可是被揍的不轻！

    当年老山大捷战，解放军用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硬是把美国都啃不下来的硬骨头啃了个粉碎。中国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只要你不找事咱啥都好说，你要找事，老子就拉开架子跟你俩练练，反正没你好果子吃。当年解放军的冲天热血跟极度战意至今让猴子胆寒。

    “后世的债不能让前世还，谨慎必须有，步子要迈开。”

    看着之前的资料，萧易的心情就有些沉重，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任命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他颁布“不前者，杀！临阵怯逃者，杀！延误战机者，杀！投敌叛变者，杀……”的《十杀令》军规[2]。调曾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作为中国军事顾问援越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人民日报关于开战的报道我军战役部署：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我军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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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作战命令，称“无论战果如何，我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同时，与前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进入一级战备，临战状态，防备前苏联的进攻。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参见63军大事记、16军大事记）。这也反应出当时中国认为主要的威胁在北方，因此在越南战场上投入的仅是次要兵力。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方向，突入越南纵深20～40千米，攻占了高平和凉山2座省会城市，以及河广和茶灵等11座县城，基本歼灭越军2个师、3个团和9个营，大部歼灭2个团和6个独立营，部分歼灭14个团和1个装甲旅，共计40671人。云南方向，突入越南纵深40千米，攻占了老街和柑瑭2个市，以及孟康、沙巴、坝洒、封土和保胜5座县城，前出郭参、铺楼、外波河、黄连山口、封土地区，共歼灭16481人（其中毙敌13524人，俘敌849人，伤敌2108人）。两个方向共歼敌57152人。1980～1989年的轮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越南人民军7000人以上。在整个对越作战中，中国参战部队共毙伤俘越南人民军和其它武装人员64152人以上。

    对越还击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消耗弹药2.38万吨，其中炮弹106万发，子弹5500万发。作战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伤坦克战车268辆（被越军击毁48辆）。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约8100人（包括失踪955人（云南方向11人失踪，广西方向944人失踪），负伤约2.3万人，被俘238人，总计约31000人。

    看着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萧易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民风彪悍？照样挨干！解放军彪悍的时候，你丫还在玩泥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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