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不了解的事情妄加评论，他们不是不吃饭，具体的你去问古兰丹姆。朕还有事情要做，退下吧。”听到一个月不吃饭，再想想现在的时间，洪涛若有所思，草草打发了金锁，点上雪茄烟开始发愣。

    见到这副场面，王承恩就知道皇帝在思考问题，赶紧用很隐蔽的动作和表情向周围的壁虎们下达了无声的命令。大家全心领神会的把头转开，小心翼翼挪到远一点的位置。

    按照伊斯兰历，每年9月初新月出现时，从黎明到日落，除了病者、旅人、乳婴、孕妇、哺乳妇、产妇、正在行经的妇女以及作战的士兵之外，所有信徒都要禁食、禁欲，直到10月初新月再次来临为止，称为斋月。

    解禁的这一天称为开斋节，也叫肉孜节。与宰牲节，或者叫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之一。

    伊斯兰历，正式名称是哈吉来历，是一种纯粹的阴历，以月亮的变化为计算周期。圆缺一次是一个月，十二个月是一年。每天的开始不是黎明，而是日落之后月亮初现，所以黑夜在前白昼在后。

    中国的农历其实也包含了阴历，或者叫借鉴，这还得归功于成吉思汗，正是蒙古西征时把这种历法带回了东方。

    但农历并不是纯粹的阴历，是阴阳混合历。除了参考月亮的运行规律之外，还增加了太阳的变化。为了弥补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差异，所以才有了闰月和闰年。

    伊斯兰历则没有闰月，只有闰年。于是它与农历就有了误差，大概是19年相差7个月。

    另外伊斯兰历无法确定四季，有可能今年的4月是春天，几年后的4月就是冬天了，再过几年的4月又成秋天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中东地区的气候本来就没有四季之分，顶多是旱雨两季。

    从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伊斯兰历的发源地肯定不是纯粹的农耕文化，游牧民族占比较大，不太需要特别精准的历法来辅助耕种。

    中国就完全不同了，是标准的农耕文明。为了方便种地，光有历法确定四季还嫌不够，还在常年的耕种活动中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把种地流程部分数据化了。

    景阳十九年、公元1623年的农历4月底，恰好赶上了伊斯兰历的9月初。当洪涛领着南路军扑向于阗时，斋月刚刚开始。

    而再过5天就是斋月的结束，届时所有穆斯林都迎来盛大的开斋节，哪怕还面临着战争。这一点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不管多苦多难，到那天多少也得意思意思。

    古兰丹姆所说的褥子节，实际上是肉孜节。她的意思是说拉提甫汗率领的军队虽然不用遵守斋月的禁忌，但面临即将到来的重大节日也要有所准备。

    当洪涛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找到了沙迪和卓予以证实。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又交给沙迪和卓一个任务，让他找人去和拉提甫汗谈判，表明自己的态度：

    为了充分尊重本地人的信仰习俗，彰显天朝上国的气度，建议按照伊斯兰历休战一周，让穆斯林都能踏踏实实的过个节。

    具体办法就是明军撤出叶尔羌城，这样方便拉提甫汗和汗国军队中的信徒们进入清真寺举行必要的宗教活动。七天之后，汗国军队再把叶尔羌城让出来，是继续打还是和谈到时候再聊。

    “尊敬的日月汗，您的慷慨将会被所有穆斯林世代传颂，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人选，将这番好意原原本本的带给拉提甫汗！并在肉孜节之后，尽一切努力促成和谈。”

    沙迪和卓万万没想到大明皇帝做为入侵者，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还能释放出这么大的善意。此时除了由衷的赞叹之外，也毫不迟疑的担负起中间人的角色，并对不远的将来抱有了更多的希望。

    “再替朕转告拉提甫汗，如果他答应和谈，并确保将来的商路畅通，被送往若羌的汗族会被马上送回来。大明帝国对这片土地没有任何需求，只要一条通往西边、且足够安全的道路。”

    得到了沙迪和卓的肯定，洪涛好像有点洋洋自得，又抛出来一枚善意的筹码。话里话外充满了对和谈的期望，也彰显了底气的不足，很符合孤军深入的心态，拖得时间越久越难以维持。

    “万岁爷，不能撤啊！城里的粮食足够几万军队吃上大半年的，还有充足的人口。有了这些资源，拉提甫汗恐怕就不会归还叶尔羌城了！”

    在洪涛与沙迪和卓交谈时，丁顺等一众参谋和军官也在场。听到皇帝开出的条件，个个神情大变，却没一个敢开口阻止。直到沙迪和卓带着一脸春风拂面离开，才赶紧提出不同意见。

    “日月汗，丁参谋长说的不错，放虎归山绝不可取。末将以为不光不能让敌军进城，还应该趁着他们过节的时候派兵突袭，八旗军愿做前锋！”

    第二个蹦出来反对的是皇太极，他比丁顺说得还直白，而且加上了表情，满脸全是不解和愤慨，就差指着鼻子骂昏君了。

    在这两个月多的战事中八旗军一直冲锋在前，就算明军火力强横，依旧有大几百伤亡。如果此时丢掉了叶尔羌城，让敌军得到充足的补给和补充，那再打一次，估计伤亡还会更大。

    “刚刚你们能忍住不说话，值得表扬，要是能把脸上的表情再控制下就可以受到嘉奖了。朕不是沽名钓誉的昏君，更不是纸上谈兵的蠢材，你们难道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看着有点群情激奋的军官，洪涛很欣慰。努力了小二十年，终于算是有了收获，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再是愚忠的祸害，而是把国家利益摆在同等地位的智者。

    愚忠不好吗？只忠于皇帝不好吗？听上去挺好，但隐患很大。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只知道谁有恩忠于谁，做为私交很好，担任公职很糟。

    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将来还会有大学毕业生，自己不可能对每个人始终都保持足够的关注。一旦他们遭到了冷落，届时又有别人予以了帮助，那会不会也对别人愚忠呢？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只有明白什么是大义、什么是私情，把公私分开的人，才会在心中有所坚持，并为了完成目标不断努力，更能抵御身边的诱惑和干扰。

    他们连皇帝的决定都敢质疑，就是因为这个命令与心中的目标背道而驰。如果换成其他将领，这条命令大概率不会被执行，甚至被参谋们按照规则一步步剥夺指挥权。

    换个场景想一想，如果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军事政变，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肯定也是不同意并坚决反对的。只要这套规则有人坚持那就成功了，任何人也跳不出圈去。

    这时候再想一想是要愚忠好还是智者好？是不是曾经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反而救了自己的命？也救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在场的军官们就是好的开始，是苗头，只要继续坚持下去，小苗会慢慢长大，并为其它更小的秧苗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庇护。当数量足够多时，体系构架也就成型了，任何人都难以轻易撼动，包括自己。

    不过小苗毕竟是小苗，在成长过程中得不停的扶正。光有一腔坚持远远不够，还需要大脑去配合，而且要比传统官僚们更狡猾，才能把旧体系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