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里暂时安静了，但有些省份却开始骚动。盐务，从古至今都是垄断行业，也都是聚集蛀虫最多的行业。祖祖辈辈趴在上面吃得脑满肠肥，忽然间没有了，那愤怒真不是仅仅断了财路可比的，简直就是挖了祖宗灵脉！
没说的，必须反对，而且是一文一武。把本该上交给盐业公司的食盐全都扣下，悄悄藏起来，让市面上食盐紧缺，盐价猛涨。把责任推给盐业公司，就说是有奸佞蒙蔽了圣听，必须铲除才能让盐价回落。
再勾结私盐贩子和各盐场盐丁聚众闹事，公然抗拒盐业公司工作人员。如果有必要，就再来一次矿工走投无路，打杀无良矿监的戏码，继续给朝廷施压。
如果不是海军太强悍，再来一次倭寇袭扰也不是太难。只要满足了自家利益，烧几座县城又如何？死几万百姓又如何？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做为江南官僚士绅集团的大本营，应天府在《盐法》颁布之后却显得有点不温不火，甚至无动于衷。
在此担任闲职的官员们除了必要的应酬很少随意走动，更免了隔三差五的聚会，原本热热闹闹的秦淮河都冷清了不少。
难道说这些家伙突然集体顿悟，开始考虑大家的得失，心甘情愿舍弃一部分小家利益了？那是不可能的，狗能不吃屎了，他们也不会少挖一锹墙角。
这次的集体低调，完全是被一个人和一支军队所震慑，在没搞清楚对方来意之前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人叫王安，曾经的司礼监掌印，景阳皇帝的潜邸大伴，现如今的钦差。这支军队叫大明陆军第十七、十八卫，原本驻扎在京畿重地，不知不觉间乘几十艘大船顺长江运到南京，马上接管了城防和附近的军营。
按照兵部和总参谋部的文牒，此前驻扎在南京及其附近的几个卫所即日起就要北上调往京畿另做安排，而陆军两个卫将做为朝廷的驻军长期守卫在南京城左右。
如果光是王安来，不管是不是钦差都无大所谓。他能动用的无非就是南京锦衣卫和看守皇陵的卫所军，不管想做什么很快就会传出消息。
咱不能明着硬顶，还不能退避三舍啊。让你想找谁都找不到，拖上个把月黄花菜都凉了，只能灰溜溜回京复命去了。
可是皇帝把陆军派了过来，还是常驻，这麻烦可就大了。陆军常年在边墙附近活动，对于江南来讲与外国人无异，一个也不认识，甚至不曾听说。
想靠关系、攀交情肯定走不通，用金银美女拉拢吧，也得先攀上交情才成。没听说过初次见面，谁也不认识谁，更没人介绍，直接就上诚意的。那就不叫诚意了，而是歹意。
但结交不上，做为地头蛇也有办法对付王安和这支初来乍到的陆军。咱派人在你们驻地左近游弋，一旦发现动静就快马抄近路传递消息。不管去哪儿，总不能全飞过去，只要走路肯定有迹可循。
那海军陆战都司来了该咋办呢？也有办法，海军不管从哪儿来都要先在港口停靠，比如松江港。咱也派人盯着，只要发现有海军和海运都司的大量船只入港，赶紧奔走相告。
提前让各地的山贼、盗匪、暴民什么的先停停，放下钢刀拿起锄头该干嘛干嘛，什么都不耽误。陆战都司总不能撒豆子似的遍布南直隶和浙江每个县每个村，什么时候撤了什么时候接着闹，看谁耗得过谁！
这招管不管用呢？确实管用，用后世的话讲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进无功，退无获，时间拖的越长朝廷的压力越大。
可是正当南直隶和浙江官僚士绅们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陆军和海军身上时，大批民船突然在嘉兴府、杭州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的码头陆续靠岸。
从上面走下来一队队穿着各色甲胄的士兵，带队之人全是锦衣卫，拿着纠察司的腰牌。还有总参谋部、兵部的文书，称其是专程剿灭浙江匪患、铲除盐场恶霸来的。
“蒙古人！”
很快就有见多识广者从这些兵将的相貌、言语中寻到了端倪，然后就是后背一凉，为那些扮做盗匪的私盐贩子、盐丁、各府家丁和当地百姓深深捏了把汗。
任谁也没想到皇帝会出这种下三滥招数，放着陆军、海军、新军、卫所军全都不用，而是秘密找来了蒙古人南下帮忙。
和拼杀惯了的游牧民族比起来，汉人百姓在武力值上肯定占不到便宜，而江南汉人还要加个更字。
从盔甲服饰上看，这些蒙古兵大概率还是精锐，让最精锐的边军对垒也是五五开，剿灭一些乌合之众岂不是大材小用。
“北虏善骑射，进了山地，又人生地不熟，未必有用！”有比较悲观的，也有相对客观的。蒙古骑兵来去如风，确实威名在外。可不是绝对，需要有相应的环境做前提。
离开草原、平原，到了江南的群山之中，失去了马匹的辅助，战斗力肯定要大打折扣。如果再加上地形不熟、得不到本地人配合等不利因素，最终会不会水土不服、雷声大雨点小也难说。
实际情况如何呢？三天之后温州府传来了战报，三百蒙古军趁夜从温州府海安所附近登陆，三个时辰奔袭50里路，在凌晨攻击了永宁江南岸的永嘉盐场，当场斩杀四百余人，俘虏三百多。
而后又根据盐丁们的口供，在当天进入温州府城，将背后唆使的三户盐商全家抓捕归案。有锦衣卫跟着，又拿着总参谋部和兵部的文书，当地官员不光无可奈何，还要被迫提供粮草马匹。
有了马匹，这三百蒙古兵只留下几个配合锦衣卫看押人犯、抄没家产，剩余的兵分两路，一南一北直奔瑞安和乐清盐场。一路走一路搜刮，凡是遇到的马匹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一律征用，很快就从步兵变成了轻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