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 相辅相成

    包玉钢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华夏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

    在某些时候，华夏人歧视华夏人，更甚于洋人歧视华夏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 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钢，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包玉钢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钢, 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

    其后, 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知道包玉钢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钢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包玉钢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船价为一百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 期限为五年, 第一年租金为七十五万美元, 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钢能从日本银行开到银行信用证, 桑达士就兑现借钱。

    结果，包玉钢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当然桑达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

    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钢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

    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

    其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 这正说明包玉钢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钢传》中借用一句话，形容包玉钢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钢。包玉钢的事业, 是凭藉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钢发达，包玉钢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存、互惠互利的。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

    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方。沈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

    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哈特。

    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沈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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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弼特意买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多，依然魅力不减。

    一天，沈弼在地铁车站邂逅军营中的一位老友，两人去咖啡店叙旧。沈弼说起他正在找职业，老友说，香港汇丰银行正在伦敦招聘职员。

    沈弼喜出望外，他一直向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华夏。

    他立即去汇丰银行伦敦分行，马上就被聘用了。见习期的月薪是二十英镑，不算太低。

    前不久，汇丰大厦尚未竣工，沈弼在香港英国海军部中心的临时大班办公室，接见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这家银行急需聘请人员，补充人手的不足。战争期间，这家银行的人员损失10％以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员因年老而退休了。我前往应征，接见的情形比今天随便得多。当时要我回答的问题，同我猜想今天要求职者回答的问题相比，简单得多了。”

    沈弼在另一场合又说：“当时他们没有间我的学历，按今天的要求，我是根本没有资格进汇丰的。大概他们猜想像我这种年纪的年青人，不可能拥有牛津大学的文凭，也许是我参过军，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他们未将我拒之门外吧。”

    在格雷斯丘奇街的伦敦分行受训6个月，沈弼登上一架飞往香港的水上飞机。

    飞机白天飞行，晚上降落在航程中的城市。飞机共飞了5天，当时的感觉，认为快得令人难以想象。

    飞机于1949年5月31日降落在启德机场，正是他二十二周岁生日，真是惊人的巧合。

    在机场，在沿途，处处可见内地来的战争“难民”。他们的衣着，大多还算体面，可神色，个个愁眉苦脸、惊惶且迷茫。

    汇丰银行的员工宿舍在山顶种植园道的英式洋房。

    4个月后，沈弼被派往日本横滨的汇丰分行。

    当时，日本处于盟军的占领，英国也是盟国之一，汇丰的英籍职员名正言顺受到盟军的优待，他们的物资供应均来自美国，并可免费乘坐火车，并进盟军俱乐部享受奢侈生活。

    日本人的处境使沈弼感到痛心，东京一片废墟，粮食紧张，每一个西方人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乞讨的人群。

    日本还有希望吗？连“大上皇”都不是很有信心。

    沈弼回忆道：“当时日本整个国家患了炮弹休克症，毫无生气，像一具死尸。”

    横滨分行几乎没什么业务可做，当时所有的外国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日本人，认为钱贷出，就像给患绝症的人买几片镇痛剂，无济干事。

    韩战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

    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人率先在东方站起。

    “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6年，沈弼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再次提升为会计部主任。

    他先后两次派在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

    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归项目经理负责。

    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

    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

    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沈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沈粥说：“是我运气好。”

    诚然，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沈弼再次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他任常务董事；1973年沈弼升为副主席；1977年沈弼起担任主席，成为汇丰银行的大班。

    这一年，沈弼正好五十岁，是西方银行界最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沈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钢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玉钢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

    包玉钢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沈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稳冷静。

    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行。”沈弼常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这也是沈弼可以在五十岁掌握汇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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