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松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趁着给大卫·哈维翻译的时间，他也在努力开动大脑，思考着如果自己是大卫·哈维，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时间回到4年前，那么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那时候虽然摸着石头过河，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但至少大部分人都认为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大势。

    如果时间跳跃到4年后，这个问题更好回答，因为在这四年中，各种思想和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路神仙粉墨登场，在无数次的激烈碰撞过后，那位老人再次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掌控力，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了一条安全的航线上。

    尽管连傅松都不知道这条航线的终点到底是哪里，不过他却知道，至少在未来的三十年内，这艘巨轮虽然遭遇过各种磨难，但一直都在勇往无前、不分昼夜地向前行驶……

    但今年却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时间点，在过去的近十年时间里，经济一直处于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大部分问题和矛盾都被发展所掩盖，一旦经济停滞，蛋糕不仅不再增大，反而有缩小的危险，之前的问题和矛盾一股脑的暴露出来。

    特别是过去的四年里，投资、消费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现行经济体制运行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开始露出苗头，例如3月份上海的抢购潮和挤兑潮就是一个明显迹象。

    持续的通货膨胀使人们对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空前加剧，最终引发了入夏前后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能够实现强迫储蓄、增加积累，而是对储蓄产生了负效应，使储蓄增长率出现多年未见的滑坡现象，国家经济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通货膨胀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绝大部分人的财富缩水，人们不满情绪强烈，开始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按理说，这些年来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里人能看上电视了，农村人能吃饱饭了，大家本应该知足，但俗话说的好，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己的财富一天天缩水，别人的财富一日日增加，如果别人是靠真本事实现财富的增长，大部分人或许还没有怨言，不过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当前社会上的负面情绪非常之高，有关是继续前进、还是踩刹车再看看，还是开倒车的讨论喧嚣尘上。

    连国内很多人的思想都处于混乱状态，让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看都有刁难之嫌。

    傅松在翻译完问题后，小声提醒哈维：“这个问题你可以泛泛而谈，或者干脆不谈，没关系的，大部分人肯定会理解的。”

    大卫·哈维回了个微笑，然后开口道：“这是个既有趣又严肃的问题，之所以有趣，因为我对红色中国的一切事物充满了兴趣；之所以严肃，是因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没有对一件事情充分了解之前，不宜武断地作出判断和结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知怎么的，傅松脑海里一下子就冒出了这句话。

    “我对中国的了解不多，但有些道理却是全世界通用的，比如，资本的运行逻辑。那么，接下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台下的听众小声议论起来，都觉得哈维有些答非所问，不过傅松却不这么认为，以他对哈维的了解，在这种场合他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资本运行有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资本的运行，就是沿着这四个阶段循环不已。产品（含有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到市场上出售，把价值实现出来，价值实现的标志物是货币，于是就有如何分配这些货币的问题，最后，货币到了手里怎么用，货币少的人只能购买生活必需品，但货币多的人可以再行投资增值。于是，这些投资出去的货币又开始了下一个循环。只要资本主义在，这个循环就是无限的，而因为有上升的运动，便可图示为螺旋形状。”

    听众们不约而同地点头，尽管他们依旧心存疑惑，但哈维的这番话却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资本的循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关键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掺入了一种人类的主观因素。与资本的运行相结合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利润的无限的贪婪。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这是资本的无限性。我在美国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一档电视节目，动物世界，所以我能分辨出人和狮子存在的一些差异。比如，狮子捕食的能力甚强，但是它吃饱了以后，便不再去捕猎。而人则不同，他会‘不饥而猎’，持续地捕杀猎物，然后堆存起来，占为己有，然后……。”

    大卫·哈维的话简直就是诛心，傅松在讲台上，一边翻译，一边打量着台下听众的表情，果然很多人的脸色都有些不自然。

    “如果我们看看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就可以看到，半数的技术变革都是为了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这给社会很大的压力，让社会也不得不加速运行。福特流水线的发明和广泛传播应用如此，计件工资制的产生也是如此。要加速生产，就要加速价值实现，那么如何让实现加速呢？需要人用更快的速度消费。的确，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激励人类消费需求的过程，从简单的需求到复杂的需求，从必需品消费，到奢侈品消费和炫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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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的气氛越发压抑，因为大卫·哈维的话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如剥洋葱一样，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展现在大家面前，而在座的都不是笨蛋，自然清楚，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用的还是祖母的刀具，已经有120年了。如果资本生产的商品都用这么久，资本就垮台了。资本喜欢生产的是容易损坏，必须快速更新的产品。市场的作用就是推动你加快消费。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听到大卫·哈维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大家会心一笑，这让原本压抑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接下来，大卫·哈维继续旁征博引，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讲到价值实现，从消费讲到分配，从分配讲到资本增值和再生产。

    最后，他说：“很多人说，大卫·哈维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下，这里所谓执着，我认为不是说信仰，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施用于全世界，面对各种问题，无往不通。所以，回到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上，我的回答是，中国并没有任何特殊性。因为你们也开汽车，也有银行，也有酒店，也有工厂。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这些是同一种资本发展的不同方式，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

    当傅松给哈维翻译完后，不得不佩服他理论运用的扎实性与熟练性，更对他演讲的艺术性而击节叹赏。

    刚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场的人都知道，傅松相信哈维更清楚，他整个回答只字不提主观看法，却用《资本论》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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