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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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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9月16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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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国庆了，因为今年是澳门即将回归的一年，学校计划在国庆前搞一个“迎国庆、迎澳门回归”主题的诗歌朗诵会，每个班都必须参加。看样子，年级组长很重视，除了安排文艺部召集各班文艺委员开会，通知相关事项，似乎还打算动员全校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支持助力的意思。

    这是我任文艺部长以来，组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各种计划在脑子里跑马灯一样循环往复，除了组织督促高二整个年级各班都能拿出节目，还希望我们班能有突出的表现。可已经熟悉我们班许多班委（包括孙艺婷）拖沓散漫、准备不上就消极放弃的做事风格，我的心又一阵焦急起来，我那好表现的心又开始跃跃欲试了。

    我把写了几天准备诗朗诵用的稿子给了孙艺婷时，文艺委员兼宣传委员的她告诉我后面的黑板报也要换了，以十一国庆为主题。从任宣传委员以来，她就习惯了我参与甚至主导每期黑板报的设计，我也并不介意。曾经我试着推辞过几次，结果不是开天窗就是以浮皮潦草的“最丑黑板报”收场。也许是我对审美有强迫症，讨厌看到敷衍的丑黑板报，于是，办黑板报的重任又渐渐就落在了我身上。爸妈要是知道办报的事是这么来的，估计又要怪我不好好学习，瞎揽事了。

    课间，我开始画黑板报的版面设计稿，并找其他同学借了私下流通的文摘杂志，看有哪些合用的文稿。这时，老刘拿了诗朗诵的稿子来，递给孙艺婷说：“这是我们班诗朗诵的稿子，这里面分段已经分好了，你推荐几个领诵的。”孙艺婷推荐了从市里转学来的对文体活动一直比较活跃的单凌云，还有卢小芳和彭思宇。我的稿子被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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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体育课安排打篮球。高二的体育课几乎是被“阉割”了的，名存实亡的体育课。在课表上，虽赫赫地占据一席之地，但上课的体育老师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不强调上课率了。一到上课，老师到器材室拿出几个篮球和排球，然后人就隐形了。通常是男生打篮球，女生打排球，自行组队，自由活动。男生大多是把体育课当放风时间，管他技术怎么样，总是要伸胳膊伸腿，在球场上跑个几通，流流汗证明自己还活着是能动弹的。女生本来人就少，每次上课都能碰到几个例假请假的，加上老师也不怎么管，大多出来活动十几分钟，觉得没意思或者要出汗了，就陆续回教室写作业了。“出汗”对于那些端庄矜持的“淑女”们来说是大忌，也许是宿舍里洗澡洗衣服不方便吧，又或许她们觉得不出汗才足以在那些出汗的臭男人眼里显得金贵。

    经过几次课，体育老师看出了端倪，上课就直接只拿篮球，不拿排球出来了。而到现在，除了男生，也就我、孙艺婷和尤友玲等三四个女生出来，其他人已默认把体育课划为了自习课。今天，尤友玲打了会回教室了，我和孙艺婷两个人独霸一个球，打了个够本。其间，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带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到我们这个半场来打球，老人可能是学校的退休老师，精神矍铄，炯炯的眼中放出异常的光彩，时不时对着小孩喊：“五指分开、五指分开！”，或者喊“传过来！传过来！”小孩球打得不错，至少比我们班好多女生打得好，屁颠屁颠地围着老人传球或者拍球，老人发现我注视着他，就自豪地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球要从小开始打，我就从小训练他。练技术，也锻炼身体！”

    是的，锻炼身体挺好的，只是班上不爱运动的大多数人有“高考”这块名正言顺的挡箭牌，与他们相比，爱运动反而显得不务正业，是爱玩不爱学习。我其实很羡慕那些恣意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的男生，他们代表着反抗压抑和自由，而我只能借着体育课的幌子来暂时逃避会不想面对的题海。下课后，我老老实实把球还到器材室，然后去吃饭。非体育课时间，女生在球场上和男生一起打篮球是奇怪的值得成为谈资的事，我要努力避免出格成为谈资。

    何斌、毛广海、单凌云和江丰几个踏着晚自习开始的铃声走进教室，一看就是刚打完球在水龙头下冲了个头：一律身上挂着前胸后背湿透的衣服，头发打绺滴着水，像几只刚从沟里捞上来的水老鼠。其他人都早已在教室里伏案学习或假装学习了，老班对着他们几个空位子转悠了半天，见他们这幅模样进来，上去劈头盖脸就给他们一通骂，罪责是从运动完到沉下心来学习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他们没提前到教室静心，浪费了宝贵的晚自习学习时间。他们几个面对痛骂，倒都显得不痛不痒、从容自若，各自面无表情地坐到座位上，不慌不忙地拿出书本，似乎老班的怒火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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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9月17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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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觉得写了几天的稿子被退回来有些可惜，但也知道要替换下老刘拿来的稿子也不大可能。语文课后，内心各种纠结和忐忑，最后还是跟着老刘走出教室门，在走廊上把我写的朗诵稿递给了他，并跟他说我不想读“女丙”。

    老刘看着我写的朗诵稿频频点头：“嗯，写得不错，可以找机会到校报上发表了。这次的朗诵稿大家都已经在背了，就不换了。”他又看着我说：“换角色段落的事，你可以跟孙艺婷商量下，你把你想读的那段先念给我听听看。”

    我把领诵的那段有感情地朗诵了一遍，老刘仍旧频频点头，表示不错。然后让我把孙艺婷叫到走廊上一起商量了会，最后换下了单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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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老师是个小年轻，大学刚毕业就来带我们。我们作为他带的第一届学生，因为他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没有教学经验，且长得唇红齿白的白面书生样，说话又温柔，完全镇不住场面，几乎全班都不约而同地在明里暗里欺负他。不是上课的时候他在上面小声地讲，我们在霸在课上直接站起来指出他哪里讲错了。又或者在各种习题集参考书上找极难的题向他请教，然后笑着看他面红耳赤、抓耳挠腮，还有私底下学他紧张时的结巴和口头禅的。

    经过一年的斗智斗勇，他已经成长起来了，虽然讲课声音仍然不大，但我们在比声音。他仍然会一紧张就结巴，说他的口头禅“我们说”，但已很少红脸，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拿出老师的魄力和威严。主要是经过一年的相处，我们觉得他也挺可怜的，而我们里的很多人很可能还考不上他毕业的学校。我们放过了他，其实也是想放过将来的自己。

    今天，他来问我：“你怎么没参加市里化学竞赛啊？我看你物理竞赛都报名了，是对化学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跟物理老师比跟他关系更好些，参加一个意思下就够了，不想参加那么多考试。我当然不能这么回答他，但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呃……呃”地结巴着，他又说：“你化学水平可以的，报名参加试试吧！”看他一脸的关心和诚恳，我无法推辞，只好报了名，并找陶然借钱交了十块钱的报名费。

    后来，我还钱给陶然，并附赠一个月饼，莫凌波便在一旁起哄：“陶然！陶然！快中秋了哦……月圆之夜哦……陶然！”这起哄让我心慌，不知所措地躲开。我有些怕看到陶然，不知他会作何反应，而无论什么反应似乎都不会是我想要的。还好，他只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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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9月19日……星期日……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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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生的事，叫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语文早自习，练习诗朗诵，老刘把卢小芳读的一半调给我读，后来老刘纠正她读音时，她当着全班人的面对老刘说把她读的部分都给我读，她不领诵了，只齐诵。然后班上一阵哄笑。我这叫一个尴尬啊！老刘让我读，说明我读得好，可她的退让对我变成了一种施舍，以显出她的度量大。而在班上其他人眼里，我就是个小人，抢了他们心中美好、善良、柔弱的副班长的机会，我成了个可恶的家伙。

    也许是我多心了，也许她也觉得我读得好，退出是为了不给班级拖后腿，也许那一阵笑并不是看好戏的嘲笑，可真实情况又从何得知呢？都只能是自己的猜测。算了吧，别人说你是小人，你就是真小人？看开点，别把自己弄成个心胸狭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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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9月22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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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报千催万催，终于在昨天晚上大功告成。我和孙艺婷负责分版面和画画，班头和乐为负责写字，还算合作愉快。

    今天诗朗诵预选，艺婷提前跟我说：“预选检查的时候从你那开始读，你读的那部分是最精彩的，读好点哈！”这让我着实吃惊。看她一贯做事玩玩闹闹的样子，以为她把这些都不太放在心上，对结果好坏无所谓呢。原以为她会讨厌我的爱表现，会认为我太自负，没想到她竟真心地觉得我读得好。

    预选很顺利，不过大部分班级都通过了，有问题的那两个班估计调整下也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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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希望能尽可能顾及周全，让所有人都认可满意，太累，太纠结。

    现在的我知道：根本就不存在“所有人都满意”的人和事。因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而有些立场和角度因所处位置和身份的不同，先天就是对立的。你做或不做任何事，都一定有人夸、有人踩。这就像一个“点”，它在无限空间里做任何移动和放大缩小的变化都没有意义，对空间而言它都没有变。只有建立了“坐标系”，“点”的移动和变化才有意义。这坐标系就是价值观。别人的评价是在别人的“坐标系”里看待“点”，自己的评价是用自己的“坐标系”去看。“点”是同一个点，但“坐标系”在各自的空间里却各不相同，于是“点”的亲疏远近、好歹变化的判断都源自“点”与“坐标系”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点”可以运动和变化，当然“坐标系”也可以。

    所有的选择都是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在你内心的排序，也就是常说的“三观”。究竟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得罪人也不顾，还是隐藏自己的想法做个“老好人”，取决于对你来说在选择的当下，是做成那件事更重要，还是维护与相关人的关系更重要。

    是结婚生子，还是单身丁克？

    是献身事业，还是安于家庭？

    是努力争取，还是佛性遁世？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选择，每个选择都会一笔一笔逐步描绘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走出什么样的路。如果选择困难时，可以问问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做出选择的同时，也要做好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选择都有不同的代价。

    人生的选择，没有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