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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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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8月19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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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干了件值得偷着乐好一阵的事。

    因为是暑假期间上课，班上就没有排打扫卫生的值勤表，最近连续几天有不少人抱怨怎么没人扫地，但一直也没人安排、也没人带头打扫。下午课结束，我拉着要离开教室的陶然问：“你怎么不安排人扫地啊？”

    “安排过了，没人乐意扫，班头自己都反对。”他不爽地说完，就出教室奔食堂去了。

    不知是我的质问还是班头的反对让他不爽，可他丝毫不做努力地拂袖而去也让我不痛快。看着他毫不迟疑离开的背影，我始终都不相信班头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之前班头带我去数学老师家是那么主动而热心。同学们陆陆续续去吃晚饭了，教室里除了我，就剩正在看小说的邓慧兰和写作业的吴雪华了。我没叫她们，独自把椅子倒扣在课桌上，一排一排地扣过去。

    “要扫地么？是该谁扫了？”吴雪华问我。邓慧兰仍旧心无旁骛地看着小说。

    我耸耸肩，无奈着对她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走到教室后去拿扫帚。

    “该洒点水。”吴雪华自言自语地说着，就拎着水桶出去了。不一会，打来满满一桶水，洒水降尘，上椅子，扫地。

    吃过饭的人陆续回到教室，尚小庆和丁静也加入了扫地的行列。一会奚萍也来了，问：“是该我们扫地吗？”

    “不，是该大家扫！”有人回答。

    扫地的队伍渐渐扩大。整天叫着怎么没人扫地的李文秀也到教室了，和奚萍一样地发问，有人回答：“是义务劳动！”看到班头也走进教室，文秀热情地张罗：“班头，快来，快来，这是义务劳动！”班头没多说话，径直走向教室后的工具区，最后一把扫帚已经被文秀拿去了。他楞了会神，说：“你们谁给我个扫帚，或者我一会来搬灰。”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把垃圾扫在一起再弄去倒掉叫“搬灰”的，真够形象，就呵呵笑着说：“做事要有始有终，怎么能把扫帚给你呢？再说也扫得差不多了。”

    “你们都吃了没？”班头问。

    “还没呢。”我答，估计除了我和吴雪华，其他人都是吃了来的。

    “你们别扫了，都去吃饭吧。去吧！去吧！剩下的我来！”说着，他很有大将之风地抢过吴雪华手里的扫帚，很利索地把垃圾收拾到筐里，一副要快速结束战斗的样子。

    我扫完地，拿着之前准备好的干粮到教室外面去吃，教室外的走廊上已经站了不少等着打扫完再进教室的人，大部分是女生，围在一块，叽叽喳喳地闲聊。班头收拾好堆得老高的垃圾拿去倒，眼尖的看见垃圾掉了，赶紧喊：“掉了，掉了！”班头听闻立马回去拾掉下的垃圾，一转身，“咣”地一声头撞上了窗户。“哈哈哈哈……”惹得女生们狂笑不止。文秀笑着说：“他总是那种制造笑料的人物。”班头听见笑，也不分辩，赶紧愣愣地抱着垃圾跑开，身后又是一阵止不住的笑。

    在大家打扫的整个过程里，邓慧兰从一个位子换到另一个位子，然后抱着小说跑出教室，再到打扫完进来，几乎全程目不斜视，眼睛都没离开过小说。我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在移动过程中不用看而避开教室里的桌椅和其他障碍物的。

    后来，男生们也陆陆续续来了，陶然走进教室，自然地放下桌上的椅子，然后用抹布擦桌子，动作一气呵成，一副顺理成章的样子，毫无惊讶。我想对他说：“你怎么不问问是谁扫的地啊？你不说班头带头反对吗，人家今天也扫了！”但仔细想想，我有什么立场这样跟他说话呢？算了，也许像东霞她们说的，他就是这么个人。

    一直到晚自习放学，陶然都没提起扫地的事，就像这事从没发生过一样。是的，我看错人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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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8月25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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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卢小芳和孔东霞聊什么，突然聊到班委换届上。卢小芳推辞地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当副班长，真的，到换人的时候我就辞了。我不愿做这个官。”东霞宽慰道：“你干的挺好的啊，干嘛要辞呢？再接着当呗。”卢小芳继续推辞，东霞越鼓励，她就越推辞，越说越起劲，和刚调来时跟我讨论她要不要调回文科班一个样。我看穿她了，知道她肯定还会接着干，就跟着东霞起哄，说副班长肯定还是她。她急了，用赌咒发誓的认真劲说：“真的！下学期我肯定不是副班长了！如果是，我请你们每人吃十块钱的东西，我们赌！”

    无聊，有事没事拿“副班长”的头衔开玩笑，还什么“我不愿做这个官”，“副班长”这个头衔被她称为“官”，真是可笑！一个为大家服务的职务，她是拿来当官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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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第二节物理课后，陶然上台咕隆了下，不知道说了个什么事，后来问其他人才知道他说第三节课后打扫校园的劳动安排了我们组。那么大的清扫范围，只我们一个组。第三节课下课后，我们组的人就拿着工具去清洁区打扫了，直到第四节课打上课铃都没看见其他班的人去劳动。

    第四节是老刘的语文课，他看着一个组的人都不在教室，被告知去打扫卫生了，就到清洁区来找人。扫帚不够人手一把，我们原计划男生们先扫，剩下的扫到一起了，女生负责倒垃圾。卢小芳看见老刘朝我们走来，怕老刘说我们站在这既没上课又没干活，就说：“我们去换他们吧，我们来扫。”然后赶紧拉着孔东霞到扫地的男生那边去了，我免得单独面对老刘，也只好跟了过去。老刘尾随我们到打扫集中的人群里，问怎么不去上课，得知劳动是教务处安排的，他便什么也没说，独自回了教室。

    我们的清洁区有一部分是樟树林，树叶特别多，快扫完时已经正中午了，毒辣辣的日头晒着，没多少树荫可躲。看着堆积如山的树叶，照例还是垃圾筐不够用，要去找隔壁班借。环顾四周没看到陶然的影子，想早弄完早休息，我就去十二班借了几个筐，回到清洁区正碰到从十班借筐回来的陶然。

    如火的日头烤得人都蔫了，每做多一个动作，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身体的水分。按垃圾筐的个数分了几个组，各自分工把垃圾和树叶往垃圾筐里抱，然后拿到堆场去倒。大堆的叶子倒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碎渣子要用扫帚扫，而扫帚和簸箕都在女生手里。这时我看看周围，不见一个女生，也没看到留下的扫帚。跑到教室，看到她们一个个端坐“太师椅”，脸不红，汗不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冲她们喊：“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把工具留下呢？”

    “你不知道吗？不是他们开始拿着工具不干活，我们女生才拿过来干的吗？”邓慧兰说。

    “那你说，现在他们手上连工具都没有，要他们怎么干？”我反问。

    “管他们呢，你不是‘好心’在帮他们干吗？”卢小芳说。这阴阳怪气地，听着真让人难受，可我又不好怼回去，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后面她们会说出怎样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作为女生，面对男女生间的矛盾，还是站在女生这边保险。于是，我违心地收拾了书包，回去休息，没去给清洁区的人送工具。

    下午，我问陶然：“筐还给十二班了吗？”毕竟我找别人班借的，有责任要跟踪了解下筐的下落。“没有，垃圾还没装完。中午弄得太累了，让另一个组下午下课了再去弄。”他回答。我简直无语了，我走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了，他们中午就那么把东西晾那不管了？！既不怕工具丢了，也不怕早上扫好的垃圾被吹散白扫了？！晚自习前，我又问他，他反而火了，说：“他们都不听我的，都不干！”

    我也火了，说：“不干，你自己就带头干啊，他们也许是看你都不干，才不乐意干的！”

    没想到卢小芳四两拨千斤地来了句：“自己搞劳动的劳动委员不是好劳动委员。”陶然得意地附和。我气急了，几乎喊了起来：“自己不搞劳动的劳动委员更不是好劳动委员！”

    我真真的是看错人了，当初我是怎么把卢小芳当作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女孩，和她推心置腹的？！当初我是怎么和陶然做上知心朋友的？！可现在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而丑恶呢？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丑恶而扭曲、矫情而虚伪的吧，或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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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8月29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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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暑假期间的上课，让住读生们回家休整几天，带上些秋天的衣服再回来开始高二的正式课程。我在家写完作业正闲极无聊，听说姥姥要开始准备制作辣酱了，就赶紧跑过去凑热闹。

    姥姥是民国期间生人，家里原是开中药铺的医生，家境还不错，有几个兄弟姐妹。据说，她上过几年小学，因为日本人的侵略，生活动荡，学业被迫中止，后来嫁人生子，就再也没上过学。姥姥管动乱的那个时期叫“逃日本人难”。在跟姥姥同龄的一批老太太里，姥姥是少有的完全没裹过脚的“天足”，曾上过三四年的学，也让她成为她们里说话有分量的“文化人”。

    几十年过去了，酱油、辣椒酱早已成为随买随用的日用品，但姥姥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制酱。做好够一年用的黄豆瓣辣椒酱和一些剁椒酱，然后开启前一年制作的封存了一年的辣椒酱，以供今年使用。辣椒酱的开封仪式很简单，但又似乎很神圣，每次都由姥姥亲自、缓慢地拿下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用层层报纸包裹的砖头，然后慢慢打开扣在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的盖子，揭开一层又一层用皮筋箍住的塑料膜，一阵浓郁的酱香扑鼻，顿时，满屋子就都是酱香味的了。姥姥用大勺子把酱舀到再三清洗、擦拭、晾干的瓶瓶罐罐里，再分给我们家和舅舅家。

    今年又到了制酱时节，好几个大簸箕上铺满了颗粒分明的上好霉的黄豆，大颗粗盐、白开水、生姜、大蒜等等材料一一准备齐全，鲜艳欲滴的红辣椒也已清洗干净并晾干，就等剁了。我抢坐在“剁椒大师傅”的位置上，想担此大任，结果被我妈哄下来，一脸嫌弃地让我去切姜剥蒜打下手。

    姥姥说：“让她剁啊！都这么大人了，让她试试。”

    “她不行！弄得慢，耽误工夫！”我妈辩驳。

    “试试，让她试试，不行再换。”还是姥姥开通，她的坚持让我如愿以偿。坐到主剁手的位置上，面前放着洗干净了的大脚盆，里面放着案板。舅妈在旁边切姜剥蒜，姥姥和妈妈把红辣椒挨个用干毛巾擦过后堆在我面前的大盆里。我两手拿着菜刀，有节奏地敲击案板，就像个鼓手，击打出重复又富有变化的鼓点。精神上轻松，剁起来也越发有劲了，一下午，三十多斤辣椒不知不觉就剁完了，我似乎还没过足瘾。

    姥姥揭开大簸箕上一层层的黄草纸，平铺在上面的黄豆都结上了上好的黄澄澄的霉壳子，这是今天的主角。酱做得好不好，黄豆上的霉很重要：既不能是白毛霉，也不能是绿色的霉，必须是和草纸颜色相似的黄色的霉才行。按比例和水搅拌好黄豆、辣椒、盐和各种配料，装坛密封，就等时间让它酝酿出醉人的香味了。

    姥姥的酱与外面买的不同，格外香，用馒头蘸酱，馒头瞬间变成极品，舀点酱汁炒菜，完全不用放酱油。今天真开心，我也是能制酱的人了，一点也不觉得累，就像我常说的：“想法儿在劳动中寻找乐趣。”不像某些找各种理由逃避劳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