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情况则恰恰相反，可能是由于舆论的

    压力或者是出于建设完全的法治社会的需要，很

    多时候，司法机关更倾向于以更加强制性和暴力

    性的措施和手段去限制各种超出常规的行为。因

    此，很多本可以按照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就可以

    承担的，却以刑事责任通过寻衅滋事罪对行为人

    进行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之校园暴力》[3]

    显示，在校园内或校园周边以学生

    为被告人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寻衅滋事罪占据着

    一定的比例，且自2015年以来以该罪定罪处罚的

    比例至 2017 年增长了 14.08%。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24起发生在校园内的刑事

    犯罪典型案例 （四川） 中，在典型意义中阐明，

    校园学生间的随意殴打，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校园

    暴力，殴打致学生轻伤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承

    担刑事责任，有利于警示学生，避免其肆意发起

    纠纷。但是，实务中部分案例显示，行为人之间

    由于琐碎小事而起的推搡互殴致轻微伤 （也不存

    在多次殴打情况） 也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例

    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2014） 奉刑初字第

    1883号中，被告人靳三与他人发生争执，以拳使

    被害人轻微伤，在主观恶性及损害结果都不大的

    情况下，将该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笔者认为，虽然司法机关将行为认定为犯

    罪，发挥了法律的警示作用，但是其模糊了治安

    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调整的法益，特别是，寻衅

    滋事罪属于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章节，

    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秩序，其规制的

    应当是通过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公共场所秩

    序的侵害以达到对社会秩序破坏的目的的行为。[4]

    而且由于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

    权，其背后的司法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其他法律，甚至很多时候会对个人的自由进行很大的限

    制。因此，笔者认为现行社会环境下，寻衅滋事

    罪的适用范围被过度扩大，使得本应由民事法律

    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行为被随意地囊括，

    这给刑法的权威性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时也与保

    障人权的理念相悖。

    （二）与其他罪名界限不清

    不仅是与其他法律之间的模糊，在刑法的规

    制范围内，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罪名也存在着交叉

    和模糊，寻衅滋事罪所规制的四种犯罪行为，很

    明显能看见其与其他罪名有着相竞合的地方。

    实践中，最普遍的情形就是混淆了故意伤害

    罪和寻衅滋事罪。实务中，如果行为人持有伤害

    特定的被害人的故意，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实

    现故意伤害罪的结果，这时，司法机关大多会细

    究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进而将其尽可能往“随

    意伤害他人”方面靠拢，然后以寻衅滋事罪对其

    进行规制。[5]

    而这很显然是违反刑法罪刑法定的原

    则的。2010 年着名的“方舟子遇袭案”就证明了

    实务中存在的这一现象。很显然，该案中行为人

    殴打伤害被害人并不是出于随意的目的，而是有

    着特定的对象和事由，但由于被害人所受伤害并

    未达到故意伤害罪既遂的轻伤以上标准，再加上

    该案由于涉案人员的知名度，其引起了广泛的社

    会讨论，有很大的引示作用，为了迎合民意以及

    予以警示，则倾向于重刑主义，因此最终的认定

    无可避免地以寻衅滋事罪为导向。

    同时，对于该罪名的其他犯罪行为，从其法

    律条文的表述来看也有与其他罪名有相竞合的地

    方，例如“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与敲诈勒索罪、

    “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与侮辱罪。因此，在现

    今的罪名认定和刑事责任认定的过程中，还是存

    在着一定的争议和模糊地带。有学者认为，当行

    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又符合其他

    罪名的构成要件，例如在公众场所强拿硬要多家

    商户，该行为从公共秩序考虑，其确实侵犯了社

    会管理秩序的法益，与此同时也侵犯了商家的财

    产权，因此构成两种罪名的想象竞合犯，这种情

    形下就需要择一重罪处理。如此而来，寻衅滋事

    罪作为一个独立的且所规制的行为非常宽泛的罪

    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必然会肆意扩大，也会将很多本应认定为其他刑事责任的行为纳入其

    规制范围之内。

    （三）“网络虚假信息寻衅滋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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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由于“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的颁布，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从一般现

    实领域扩展到了线上网络领域，将“利用网络信

    息辱骂他人”和“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散布虚

    假信息等”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解释》规定的前一种行为，从其条文可以看

    出，主要是寻衅滋事罪名中的第二种犯罪行为在

    信息网络上的客观表现，该种罪名前文已探讨其

    在实务中确实存在着与其他罪名混淆以及适用范

    围扩大的现状；而第二种行为与网络上的虚假信

    息联系密切，则其在理论和实务中有着多种争议

    和讨论，主要可概括为：第一，该行为触犯了何

    种法益？该法益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体要

    求？第二，该条文规定的行为如何让认定？具体

    包括条文中“公共秩序”和“起哄闹事”的认定。前文可知，寻衅滋事罪主要保护的是社会管

    理秩序这一带有公共性质的法益，因此，将发布

    网络虚假信息 （网络造谣） 的行为由寻衅滋事罪

    所规制，就是从另一角度证明网络造谣行为侵犯

    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秩序。但是很显然，统一地将

    网络空间界定为公共空间，网络空间的行为属于

    对公共秩序的影响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其从客体

    保护的角度来看，现今的适用扩大了寻衅滋事罪

    所应该规制和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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