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

    盗非可一时猝捕而弭者也，故汉武帝分遣绣衣持节逐捕而盗愈甚。盍亦思盗之所以能为盗者乎？以为倏聚倏散、出鬼人魅者，从其为盗之顷、见其如此耳。

    其必有居也，必与民而杂处；其劫夺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资于市易；其日游行而无忌也，必与其乡之人而相往来；其不能以盗自居、必有托以自名也，必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曰所业在是。

    故乡之人知其盗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盗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芒芒原野之中，阅穰穰群居之众，尽智殚威，祗以累疑似之民，而终不知盗之所在耳。

    使臣逐捕之，则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严威，无可如何，而何易责之我邪？则盗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以秦皇、汉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获，况使臣哉。

    盗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尽知，而乡里知之。乡里有所畏而不与为难，胥役有所利而为之藏奸。

    乃乡里者，守令之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纪可饬者也。盗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责，而欲使使者以偶见之旌旄、驰虚声而早使之规避，则徒为民扰而盗不戢，其自贻之矣。周主知其然，罢巡检使臣，专委节镇州县，诚治盗之要术也。

    五十九

    王补画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岭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后及于河东。

    其后宋平诸国，次第略同，而先蜀后江南，晚收河东，而置幽、燕于不复，与朴说异。折中理势以为定论，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葉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nue之巨慝；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己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孟知祥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倖以虐民也，殆无人理。

    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县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若夫河东之与幽、燕，则朴之策善矣。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刘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

    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羶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汙薉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

    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天井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膜外，则赵普之邪说蠱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閒，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六十

    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杨、墨之贼道也，兴于春秋之世，至孟子而仅及百年，且为之徒者，唯彊力慧辨之士，能习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无有信从之者。

    韩愈氏曰：“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抑亦易为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国，至唐、宋之际，几千年矣。

    信从之者，自天子达于比户，贫寡之民、老稚妇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顾为之怨愤，不旋踵而复张，无惑乎愚者之言曰：是圣教之不可蔑者也。

    周主荣废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二千有奇，僧尼犹六万，说者或病其不力为铲除，乃不知周主之渐而杀其滔天之势也，为得其理。

    使有继起者踵而行之，数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严刑酷令，凭一朝之怒所可胜者也。

    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闻有性命之说，心仪其必有可以测知而不知所从，浮屠以浮动乍静之冏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据；而名利之劳役已疲，从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劳极而荫于林，因谓为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于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

    其次则畏死患贫、负疚逃刑之顽夫，或觊其即得，或望之身后，自无道以致福，无力以求安，而徼幸于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资财以贩贸之。又其下则目炫于塔庙形像之煇煌，耳淫于钟磬鼓钹之鞺鞳，心侈**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贸贸然而乐为其徒者，尽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谓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

    而避役之罢民，逃伍之溃卒，叛逸之臧获，营生不给，求偶不得，无藉之惰呡，利其徒众之繁有，可以抗句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

    若此者，其势杀，其额有限，其为之师者，辽戾寒涼而不振，则翕然夸燿之情移，萧散以几于衰灭。然后寬徭省罚以安小人，明道正谊以教君子，百年之内，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诛之而激以舆，缓图之而焰以熸，此制胜之善术，禹之所以抑洪水者，唯其渐而已矣。

    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后，继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势然也。周主行裁损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伦既斁，怀疚不宁冀获庇覆于心忘罪灭之邪说，是以法立未久，旋复嚣张。

    呜呼！道丧不复，抑生人之不幸与！而导以猖狂者，李遵勗、杨亿之为世教蟊贼，亦不可胜诛也。赵抃、张九成皆清节之士也，而以身导其狂流，于是而终不可遏，岂周主除邪不尽之过乎？

    六十一

    周主立二税征限，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八月，两税既行，无有便于此矣。急于此，则min病，易知也；缓于此，则min亦病，未易知也。

    夫惟富人之求而无不给也，则急之与缓勿择也。贫民者岁之所获，仅此而已矣，急之则称贷而倍偿，固也；获之有量，而须用者无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应输者输官，则所馀为私家之养者，或足或乏，皆可经度以节一岁之用。

    六月而蚕织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无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妇子艳丝粟之有羡，游食之工贾，乡邻之醵会，相与麋其赢余，室已如县而征求始迫，于是移来岁未审之丰歉，倍息以贷而求免于桁杨。上且曰：吾已缓之，而犹不我应，民之顽也乃不知缓之正所以迫之也哉！

    情不可不谅也，时不可不知也，役车其休之后，予以从容谋生之计，而暇豫以图，方春于耜之劳，民不能自度，上为度之。而当其缓也不容急，当其急也不容缓，忧民之忧者，不可不察也。

    以六月征者，期成于八月；以十月征者，期尽于一冬。力可供，则必之以速完；贫不可支，则蠲除于限末。严豪民玩上之罚，开贫寡自全之路，一岁毕一岁之征，民习而安焉。王者复起，不能易也。

    六十二

    文信公奉使不屈，从容就死，推忠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国而兴者，颜鲁公而外，孙晟其无媿焉。

    信国以儒臣起义，事中国之共主，败而不挠，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国，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据之主，则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为之效死，盖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

    晟虽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刘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号，且进契丹以入践中原，君劣臣离，上下荡然无纪，虽云故上，固志节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

    江南承天下无君之乏，保境息民，颇知文教，士不幸生于其世，无可致身之地，则择地而蹈，能用我者，为尽臣节，委诚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仅酬国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

    乃若晟之奉表于周，请奉正朔，与信公之祈请于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于义，则晟愈焉。江南之与周齿也，小役大，弱役强，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则宗社重矣。

    宋之于蒙古，人禽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请，虽幸而存，为犬豕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轻矣。

    然则信公之为赵氏宗社谋也则忠，而为自谋其所以效忠者则失也。海上扁舟，犹存中华之一线，等死耳，择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张、陆之径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请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劳臣之所必效。

    幸得当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为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视信公为尤正焉。若其坚贞之操，从容之度，前有鲁公，后有信公，鴈行而翔于天步，均也，又何多让与！

    六十三

    宝俨论相之说，非也。天子之职，择相而已矣。百为之得失，百尹之贞邪，莫不以择相为之本。为天下之元后父母，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为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择，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举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与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为大君，何为者邪？

    既云令宰相举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guo之忠也；又责以保任，而举非其人，责其举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于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奸；况举天下以授之调变，而但恃缘坐举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责耆旧归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坏法之谴，文潞公且被褫夺，秦桧正误国之刑，胡文定与坐戮尸乎？

    俨又云：“姑试以本官权知政事，察其职业之堪否而后实授，”则尤谬甚。以此法试始进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职者，子产犹曰“美锦不以学制”。与天子坐而论道、为天下臣民所倚赖之一二人，乃使循职业以课能否而用舍之，知有耻者，亦不愿立于其廷；况其以道事君，进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为进退者哉？此法行，则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隐以守章程、充于廉陛而已。

    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于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进草莱之士而至于相，非一日骤予之也。

    或自牧守，或自卿贰，或自词臣，业已为群情所歆厌，而数蒙人主之顾问。

    兵农礼乐，皆足以见其才；出处取与，皆足以征其守；议论设施，皆足以测其量；荐拔论劾，皆足以试其交。而待诸已入纶扉、将宣麻敕之日，始以职业考其优劣而进退之乎？甚矣！俨之罔于君人之道也。

    苛细以亵天职，猜疑以解士心，长君之偷，劝臣之党，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誉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与谋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实授而饰迹以求荣，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

    盖自唐昭宗处倾危之世，廉耻道丧，桢干已亏，而昭宗躁竞，奖浮薄之风，故张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谓宰相者贱矣。俨习于陋俗之氾滥，固将曰：此朝廷执笔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试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恶得而定邪！

    六十四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

    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道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

    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箠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互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

    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强起而问无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nue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

    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

    于是踰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六十五

    古乐之亡，自暴秦始。其后大乱相寻，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黄巢之乱，遗器焚毁，不可复见者多矣。至于柴氏之世、仅有存者，又皆汉以后之各以意仿佛效为者；于是周主荣锐意修复，以属之王朴。朴之说非必合于古也，而指归之要，庶几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马温公之聚讼又兴，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确，析之精。虽然，未见其见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

    孔子曰：“大乐必简。”律吕之制，所以括两闲繁有之声而归之于简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朴之所谓八十四调者，其归十二调而已。

    计其鸿细、长短、高下、清浊之数，从长九寸径三分之律，就中而损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极乎繁密。九九之数，尽于八十一，过此则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审，心不能知，虚立至密至赜之差等，亦将焉用之也？蔡氏黄钟之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钟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权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论矣。

    尽其数于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损益，其精极矣。取其能合之调为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准从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备十二律，未为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犹鲜。过此以推之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谁能用之哉？大乐必简，繁则必乱，况乎其徒繁而无实邪

    夫两闲之声，而欲极其至赜之变，则抑岂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声验之，举一时四海之人，其唇、舌、齶、喉、齿、鼻，举相似也；引气发声，其用均也；乃其人之众，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几也。虽甚肖者，隔垣而可别，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则辨之也无有同者。是知天下之声，无涯无算，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该之，谓之至密，而固不能尽其万一，则其为法也，抑隘甚矣。

    天地之生，声也、色也、臭也、味也、质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实至无定也；若有涯也，实至无涯也。唯夫人之所为，以范围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则虽至圣至神、研几精义之极至，而皆如其量。

    圣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约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则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残缺不修，纷杂相闲，以成乎乱者，皆即此至简之法不能尽合耳。故古之作乐者，以人声之无涯也，则以八音节之，而使合于有限之音。

    抑以八音之无准也，则以十二律节之，而合于有限之律。朴之衍为七调，合为十二均，数可循，度可测，响可别，目得而见之，耳得而审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从心以制，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细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过此以往，奚所用哉，

    呜呼！王朴极其思虑，裁以大纲，乐可自是而兴矣。至靖康之变，法器复亡，淫sheng胡乐，爚乱天下之耳，且不知古乐之为何等也。有制作之圣、建中和之极者出焉，将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说，固可采也。九寸之黄钟，以累黍得其度数，有一定之则矣。

    而上下损益，尽之十二变而止。而用黄钟以成众乐也，不限于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黄钟之律。则九其九而黄钟之繁变皆在焉，则十一律、七调、十二均之繁变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聪足以清其纪，心足以穷其理，约举之而义自弘，古乐亦岂终不可复哉？若苛细烦密之说，有名有数，而不能有实，祗以荧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乐，京房以下之所以为乐之赘疣也。折中以成必简之元声，尚以俟之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