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见于三礼者，唯丧礼为略备，达于古今，无不可繇也。然而犹有阙焉，时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礼之所未及也。

    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则遭乱失其父母，寻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为之追服，是已。

    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问不绝，偶为仇敌，而礼之往来不废，声问相逮，无有阻也。

    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大夫去国而有羁禄，即其为行人而见执，临战伐而见俘，其生其死，必相闻矣。

    则生而遥告以吉凶，死而得奔丧、还葬，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

    王莽之世，盗贼坌起，永嘉而后，胡、汉分割，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老弱随其转徙，千里无人，音问既绝，转掠不定，踪迹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终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审存亡者。

    呜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亦惨矣哉！

    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周公复起，不能易也。

    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寻求数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礼官乃申蔚之之议，以德宗启殡日，发沈后之丧，因此而祔庙之礼行焉。

    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俟发丧于中寿，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废大政，即位寻求，两不相碍也。

    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废婚宦，尽心力为寻求地，期以三年，则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

    晋、宋以来，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贤者之过，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韪与！不宦则祭祀不修，不婚则继嗣不立，抑非所以广孝也。

    且夫寻求不得，而生死固无据焉，衔恤靡至，一以丧礼居之，万一亲幸而存，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

    即位而寻求，临朝不废之典，宜于天子；限求以三年，权停婚宦，宜于士夫。酌中寿之年以服丧，生存之望可绝；以启殡之日而为忌，人子之道以终；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此其选已。

    二

    杜黄裳之请讨刘辟，武元衡之请征李锜，李绛之策王承宗、田兴，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时为之也。知时者，可与谋国矣。

    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安、史之诛，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

    幽、燕、河、济，贼所纠合之蕃兵、突骑皆生存，而枭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习于战斗，狃于反覆，于斯时也，虽李、郭固无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

    代宗骄之，德宗挑之，俱取败辱，虽有黄裳、元衡之能断，李绛之善谋，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

    至于元和，而天下之势变矣。向所与安、史同逆矫厉自雄者，死亡尽矣，嗣其僭逆者，皆纨袴骄憨、弋色耽酒之竖子也。

    其偏裨，则习于叛合、心离志怠、各图富贵之庸夫也；其士卒，则坐糜粟帛、饮博游宕之罢民也。

    而狎于两代之纵弛，不量力而轻于言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李锜以贵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寻干戈；此其望风而仆、应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

    韦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况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故德宗奋而启祸，宪宗断而有功，事同而效异也。

    夫既知其可以讨矣，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

    河北豢养之子弟，固不测朝廷之重轻，而苟求席安以自保，众心俱弛，群力不张，于斯时也，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旧，彼自知之，亦可众量之矣。

    吉甫目击杜、武之成绩，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李绛之洞若观火，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宪宗之宽而能安，亦事同而效异也。所以异者无他，惟其时也。

    时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见其疆之已极，而先自震惊，遂肭缩以绝进取之望；见其势之方弱，而遽自踸踔，因兴不揣之师；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踬也。

    焚林之火，达于山椒则将熸，扑之易灭而不敢扑，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三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苏，皆可谓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见知于裴中立，軾、辙见重于司马君实，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

    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忼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

    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

    乃此数子者，既获大用，而卞躁诪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虽裴、马秉均以临之，弗能创艾也。然则制科求士，于言将不足采，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

    夫此数子者，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待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

    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涂，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

    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

    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夸傲辟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数子者，皆以此为尚者也。

    而抑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则规君过、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而流传简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

    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淫，况其滥于浮屠、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羶蚁智之妄人哉！

    若其淋漓倾倒，答临轩之商，陈论劾之章，若将忘辱忘死，触忌讳，犯众怨，以为宗社生民计者，固可取为人主之龟鉴，而不得斥之为非。

    则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谏设科，则以应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胆足以胜，固无难伸眉引吭以言之无怍，而可取者不乏也。

    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广益，无择于人也；言而可听者，乐取其言，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

    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也。书曰：“敷奏以言，”言无不尽。若其黜陟，则必“明试以功”而后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则策贤良以问政，明王广听大智之道也；设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则国是乱、佞人进，治道之大蠹也。

    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苏而止，元、白、二苏长于策问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终为君子伤，节宣之权，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与！

    四

    庙谟已审，采诤臣之弼正以决行止，其于治也有失焉，鲜矣。庙谟无据，倚群臣之道谋以相争辩，其于乱也幸免焉，鲜矣。何也？

    贸贸然于得失利害之林，一事至而无以自主，天子有耳而无心，大臣辞谤而避罪，新进之士，气浮而虑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则言之，不能言者亦学语而言之，勿论其挟私也。

    即其无私，而读古人数策之书，辄欲引据，凭寤寐偶然之慧，见为实然，听曲士末俗之言，妄为歆动，念生平身受之累，推为利害，琅琅然挟持以为口实，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与深谋熟

    以宪宗之时事言之，一藩镇之逆也，言讨者，并欲加兵于归命之魏博，言抚者，遂欲屈志于穷凶之淮、蔡，彼以为饬法之王章，此以为怀柔之文德，彼以此为养寇而失权，此以彼为生事而酿祸，河汉无涯之口，穷年靡定，究将谁与适从哉？

    谋之已烦，传之将遍，一端未建，四海喧腾，幕士游人，测众论之归以揣摩而希附会，奸胥猾吏，探在廷之踪指以豫为避就，左掣右牵，百无一就，迨其论定，而弊已丛生，况乎多事之秋，夷狄盗贼闲谍伏于辇下，机密播于崇朝，授以倒持之枢，而危亡必矣。

    唐制：诰令已下，有不便者，谏官上封事駮正改行。駮之于后以兼听得中，而不议之于先以喧嚣致乱，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遗之命，辄欲使谏官各献其谋，复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对，唯欲夺宰相之权，树己之威福而已。

    谏官者，谏上之失也，议方未定，天子大臣未有失也，何所谏也？论道者，三公之职；辰告者，卿士之司；纠谬者，谏官之责；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稹小人，恶足以知此哉？

    五

    枢密之名，自宪宗以任宦官刘光琦始。绎其名，思其义，责以其职，任以其功，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略皆系焉。

    三代而后，天子与夷狄盗贼争存亡，非复古者大司马掌九伐之法，鸣钟击鼓驰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涖之，所能已天下之乱也。则此职之设，有其举之，不可废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

    惟若宪宗委之宦官，则吐突承璀、王守澄资以擅废立而血流官禁，乃因此而谓分宰相之权，夺兵部之职，所宜废也，岂非因噎废食而不忧其馁乎？五代分中书、枢密为二府，虽狃于战争而欹重戎事，然准汉大将军丞相之分职，固三代以后保国之善术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礼部之外必设大常，盖以礼部统邦礼，职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则恪恭不挚，专责之大常，而郊庙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总百揆而兼任之乎？

    抑可使兵部统铨叙功罪，稽核门廕，制卒伍之践更，清四海之邮传，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旦不遑，乃欲举三军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谋之，其不以国与寇也，不亦难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枢密所领者，战守之变也。

    进止奇正，阴阳互用，存亡之大，決于呼吸，经画之密，审于始终，文字不得而传，语言不得而泄，上承人主帷帟之谋，遥领主帅死生之命，大矣哉！专其事而恐不胜，乃以委诸守章程而综众务者乎？

    枢密一官，必举而不可废，审矣。时或宇内方宁，兵戈不试，则县其职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属必备，储才必夙，一旦有疆场之事，则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与天子定谋于尊俎。

    至其为谋之得失，有宰相以参酌于前，有谏官以持议于后，亦不患其擅国柄而误封疆矣。汉举朝政尽委之大将军，而丞相听命，五代使枢密察宰相，固欹重而贻权奸之祸。

    唐、宋之失，在任刘光琦、童贯，盖所任非人，而非其设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马总戎政，摄祀事，兼任征伐，则唯封建之天下，无夷狄盗贼之防则可耳，后世固不得而效也。

    六

    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皆以直言极谏而居显要，当其极陈时政之得失，无所避忌，致触李吉甫之怒，上累杨于陵、韦贯之以坐贬，而三人不迁，岂不人拟为屈、贾，代之悲愤，望其大用以济时艰乎？乃其后竟如之何也！

    故标直言极谏之名以设科试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进浮薄，激成朋dang，挠乱国政，皆缘此而兴。汉、唐之末造，蔡邕髠钳，刘蕡绌落，论者深为愤惋，而邕以党贼亡身，蕡亦无行谊可见，则使登二子于公辅，固不能救汉之亡、起唐之衰，亦概可覩矣。

    人君之待谏以正，犹人之待食以生也。绝食则死，拒谏则亡，固已。然人之于食也，晨而饔，夕而飧，源源相继，忘其为食，而安于其所固然；如使衰瘠之夫，求谷与刍豢而骤茹之，实非其所胜受也，则且壅滞于中而益增其病。

    故明王之求谏也，自师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见闻心得之语，因事而纳诲。以道谏者，不毛举其事；以事谏者，不淫及于他。渐渍从容，集众腋以成裘，而受滋培于霢霂。

    未有骤求之一旦，使倾倒无余，尽海内之事而纤悉言之，概在廷之人而溥遍刺之，驰骛曼延，藻帨文华，取悦天下，而与大臣争用舍之权者也。非浮薄之士，孰任此为截截之谝言哉？

    夫唯言是求，无所择而但奖其竞，抑又委取舍于考官，则憸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恶以恣其排击，若将忘祸福以抒忠，实则迎合希求为登科之捷径，端人正士固耻为之。生僧孺等之允为奸邪，不待覆辀折毂，而有识者信之早矣。

    夫李吉甫之为邪佞也，杨于陵、韦贯之身为大臣，不能以去留争其进退，既与比肩事主，而假手举人以诋斥之，则其怀谖以持两端，亦可见矣。

    于陵、贯之以举人为摇挤之媒，僧孺、宗闵以考官为奥援之托，则使击去吉甫，而于陵、贯之之为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闵、湜之并不能为吉甫，则验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也？

    上之所以求谏者，不以其道，则下之应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无人不可谏，而何待于所举之人；何谏不可纳，何必问之考官之选。以道格君者，匪搏击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无擇。

    朝而渐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彻于耳；乃市纳谏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

    三代之隆无此也，汉、唐之盛无此也。此科设而争辨兴，抑扬迭用以激成朋dang，其究也，鬻直者为枉之魁，徒以气焰锋铓鼓动天下，而成不可扑之势。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乱，以讫于亡。有识者于其始进决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