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小弁所以为君子之诗者，太子欲废未废之际，其傅陈匡救之术于幽王也。故其所以处父子君臣之际，曲尽调停之理，而夺其迷惑浸淫之几。邺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奠其宗社。故小弁为君子之诗，其利溥也。

    其诗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一但言究，则听谗而惑者，固自以为究矣；乃其弥究而弥惑者，惟其不舒也。浅人之情，动于狂而不可挽，无他，闻言而即喜，闻言而即怒耳。以其躁气与谗人之深机而相触，究之迫，则虽有至仁大孝之隐，皆弗能自达。邺侯曰：“愿陛下从容三日，究其端绪，一用此诗也。气平而谗人之机敛，抱忠欲言者，敢于进矣，故闲一日而德宗果悟也。

    其诗又曰：“君子无易繇言，耳属于垣。”

    易言者，不必信之于心也。心非必惑，而偶触于谗言，以有喜怒过情之辞，亦将曰：吾为君父之尊，言即失而无大过也。乃一出而人信以为固然矣。

    匪直怀奸者，幸有闲之可乘；即观望而无定情者，亦谓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即此以迎合之，而将得其心。

    在旁在侧者，见为不足惮，而言之也无择，恶知一入于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戎，怙此言以为依据，而旋相搆扇于无已哉！惟慎于口而人不得窥其际，则谗人之气愈敛，而抱忠欲言者敢于进矣。

    邺侯曰：“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衷于左右，”用此诗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实无他也。”小弁垂训**载之上，而邺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国家之至仁大孝**载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诗也。自非幽王之丧心失志，循其道而无不可动。诗之为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邺侯之为君子儒，于斯见矣。

    三十

    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致其极，又岂徒君相为然哉！

    天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有人于此而寿矣，有人于此而夭矣，天何所须其人之久存而寿之？何所患其人之妨已而夭之？其或寿或夭不可知者，所谓命也。

    而非天必欲寿之，必欲夭之，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真宰与人争蟪蛄之春秋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

    寒而病，暑而病，饥而病，饱而病，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见为不可知，信为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诚天命之也。理不可违，与天之杀相当，与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

    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举而委之于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纤细而为蟪蛄争春秋焉。

    呜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谓天之有意于已也！故邺侯之言非大也，非与天争权，自知其藐然不足以当天之喜怒，而天固无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己矣。

    虽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祸福之大小，则视乎权藉之重轻而已矣。

    三十一

    陆敬舆之在翰林，言无不从，及其爰立，从违相半，其从也，皆有弗获之色焉，何也？

    大权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争忮，君子之所慎处者也。敬舆之忠直明达，允为社稷之臣，而邺侯将卒，不急引以自代，盖邺侯知此位之不易居，为德宗谋，为敬舆谋，固未可遽相敬舆也。

    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董晋、窦参、苗晋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夺者，徒邺侯耳，非能忘情而廿出其下也。邺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归山，屈身参佐，无求登台辅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

    肃宗欲相之，而李辅国忌焉则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载忌焉则去；君输忱以延伫，己养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以听命，敬舆岂其等伦哉？自扈从以来，无日不在君侧，无事不参大议，虽未授白麻，而邺侯既卒，其必相也无疑矣。

    呜呼！欲相未相之际，奸窥邪伺，攒万矢以射一鹄，亦危矣哉！邺侯之不荐以自代，全敬舆，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于他日，而敬舆不知也。

    今为敬舆计，邺侯在位，国政有托，而敬舆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晋、窦参受平章之命，未可以去乎？窦参以贪败，物望益归于己，未可以去乎？参死，参党疑敬舆之谮，未可以去乎？与忮陋之赵憬同升，未可以去乎？

    沾沾然若留身于严廊以待枚卜之来，则倒授指摘于人，而敬舆之危益岌岌矣。及既相也，裴延龄判度支，苦谏而不从，吴通玄腾谤书于中外，姜公辅以泄语坐贬，贾耽、卢迈相继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

    然且徘徊不决，坐待贬斥，几以不保其腰领。以自全也，不宜；以靖guo也，尤不可矣。何也？己被罪，而忠直之党危，邪佞之志得，祸必中于国家也。

    宰相者，位亚于人主而权重于百僚者也。君子欲尽忠以卫社稷，奚必得此而后道可行乎？

    至于相，而适人闲政之道诎矣。欲为绳愆纠谬之臣，则不如以笔简侍帷帟之可自尽也。邺侯知之，敬舆弗知也，二贤识量之优劣，于此辨矣。

    三十二

    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价加倍，畿辅公储委积，陆敬舆请减江、淮运米，令京兆边镇和籴，酌一时之缓急，权其重轻，信得之矣，然未可为立国之令图也。丰凶者，不定之数；田亩所出，则有定之获也。

    丰而余，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丰而有余，凶而犹无不足，则远方之租米，毕令轻齐，京边之庸调，悉使纳米可也。如其不然，则丰年之所偶余，留之民闲，以待凶岁，使无顿竭之忧；柰何乍见其丰，遽籴之以空在民之藏乎？

    为国用计者，耕九余三，恒使有余以待凶岁。如其馈有限，吏禄军食，丰仅给而凶则乏，又值京边谷余而价贱，则抑以钱绢代给，使吏与军自籴于民，犹之可尔。何也？自籴则食有节而支不糜，民尚不至虚廪囷以自匮。

    若官与和籴，就令无抑买捐民之弊，而必求如额以供坐食者之狼戾与窖藏之红朽，不复念此粟者，他日小民炊烟屡绝，求粒米而无从者邪！况乎立国有经，恒畜有余以待水旱，则江、淮荐饥，自可取足太仓，捐岁运以苏民，何事敛民之积以虚根本哉？

    敬与所陈，令江、淮斗米折钱八十，计其所赢余钱十万四千缗，一时行之，觉为公私之两利，而国无常守之经，官操商败之计，空内地之积，夺凶岁之储，使牟利之臣，因得营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之，京边之盈余，不可聚于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论也。

    三十三

    陆敬舆请罢关东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广开屯田，官为收籴，自战自耕于其所守之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劳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

    论者于敬舆所陈，则韪其说，而惜德宗之不从；乃于府兵，则赞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谓不可易。贪为议论，不审事理，自相龃龉，罔天下后世以伸其无据之谈，如此者，亦奚必他为之辩哉？即其说以破之而足矣。

    夫折中至当之理，存其两是，而后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后不惑于两是。诚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尧、舜也，即有娓娓长言为委曲因时之论者，不可听也。

    诚不容不易也，则三代之所仁，今日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时而取宜于国民，虽有抗古道以相难者，不足听也。

    言府兵则府兵善，言折衣粮以召募则召募善，心无衡而听之耳，耳无准而听纸上之迹与唇端之辩，受夺于疆辞，而傲岸以持己之是，唯其言而自谓允惬于天下。

    呜呼！小言破道，曲说伤理，众讼于廷，文传于后，一人之笔舌，旦此夕彼，其以万世之国计民生戏邪！不然，奚为此喋喋哉？持其前后彼此之论以相参，则其无目无心，如篱竹得风之鸣，技自穷矣。

    三十四

    自米粟外，民所输者，本色折色奚便？国之利不宜计也，而必计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据为典要，唯其时而已。唐之初制，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其后两税法行，缯、纩、布改令纳钱。陆敬舆上言：“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请令仍输本色。”执常理以言之，宜无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则有未允者焉。

    绢、缯、纩、布之精粗至不齐矣，不求其精，则min俗之偷也，且以行滥之物输官，而吏以包容受赇，既损国计、导民奸；而取有用之丝枲，为速敝之绢布，灭裂物产，于民亦病矣。

    如必求其精且良与？而精粗者，无定之数也，墨吏、猾胥操权以苛责为索贿之媒，民困不可言矣。

    钱则缗足而无可挟之辞矣，以绢、布、绵、缕而易钱，愚氓虽受欺于奸贾，而无恐喝之威，则其受抑者无几，虽劳而无大损也，此折钱之一便也。

    树桑者先王之政，后世益之以麻枲、吉贝，今绵花。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枲之土，取给也易，而不产之乡，转买以充供，既以其所产者易钱，复以钱而易绢、绘、纩、布，三变而后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奸商之腾踊，愚氓之困，费十而不能得五也。钱则流通于四海而无不可得，此又一利也。

    丁田虽有定也，而析户分产，畸零不能齐一，势之所必然也。绢、绘、纩、布必中度以资用，单丁寡产尺寸铢两之分，不可以登于府库，必计值以求附于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挟持以虐孤寒，无所控也。钱则自一钱以上，皆可自输之官，此又一利也。

    丝枲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储积以待非时之求，而江乡雨溼，山谷烟蒸，色黯非鲜，则吏不收，而民苦于重办；吏既受，而转输之役者民也，舟车在道，雾雨之所霑濡，稍不谨而成黦敝，则上重责而又苦于追偿。

    其支给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积之数十年而朽于藏者矣；以给吏士，不堪衣被，则怨起于下，是竭小民机杼之劳，委之于糞土矣。钱则在民在官，以收以放，虽百年而不改其恒，此又一利也。

    积此数利，民虽一劳而永逸，上有支给而下有实利。金钱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输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况欲使之输中度之丝麻，累递运之劳以徒供朽坏乎？

    唐初去古未远，银未登于用，铸钱尚少，故悉征本色可也。敬舆之言，惜旧制之湮，顺愚民不可虑始之情耳。金钱大行于上下，固无如折色之利民而无病于国也。故论治者，贵于知通也。

    三十五

    陆敬舆论税限迫促之言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毕，遽敛谷租。

    上责既严，吏威愈促。急卖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费其倍偿。”悲哉！乱世之民；愚哉！乱世之君也。

    民之可悲者，聂夷中之诗尽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卖新丝，五月而始粜新谷也。

    君之愚也，促之甚，则min益贫；民益贫，则税益逋；耕桑之获，止有此数，促之速尽，后虽死于桁杨，而必无以继；流亡日苦，起为盗贼，而后下蠲逋之令，计其所得，减于缓征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

    迫促之令，君惽而不知计，民惴而不敢违。墨吏得此以张其威燄，猾胥得此以雠其罔毒，积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贫民之生死，而夺其田庐子女。乱世之上下，胥以迫促为便，而国日蠹、民日死，夫谁念之？

    孟子曰：“用其一，缓其二。”缓之为利溥矣哉！所谓缓者，非竞置之谓也，通数十百年而计之，缓者数月而已。绌邪臣急功之谋，斥帑臣吝发之说，烛计臣卸责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闲，俟之秋冬，而明岁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继，实亦未尝有缓也。

    统计之于累岁之余，初何有濡迟之忧哉？国家当急遽之时，自有不急之费，取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应急需者不患乏也，而柰何遽责之千里之遥、转输之不逮事者也：缓者，骄帅、奸臣、墨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长之益也，愚者自不知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无所控告矣。

    三十六

    德宗始召叛臣之乱，中徇藩镇之恶，终授宦竖之权，树小人之党，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

    乃夷考其行，非有征声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滥杀、暴怒不戢之恶也，抑非有闻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进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为后世危亡之鉴者，论者以为好疑之过，是已。

    虽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穷本探源，则好谀而已矣。故陆敬舆欲释其疑，而不足以夺其心而使之悛；盖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无所信而一用其疑也。于卢杞则信，于裴延龄则信，于宝文场、霍仙鸣则信，于韦渠牟则信，败而不怒，贬而不释，死而犹追念之，推心置腹，群言交击，而爱之益坚。

    且不仅是也，陆贽之始，李泌之终，亦未尝不唯言是听而无有二三也。然则岂好疑为其不可解之惑哉？

    敬舆之在奉天也，有排难之显功，言无不中，则秉义虽直，处时虽危，而志得神怡，发之于辞气颜色也，必温和而浃洽，故罪己之诏，虽暴扬其过而不以为侮。

    若长源，则宛曲从容之度，足以陶铸其骄气，而使其意也消。卢杞诸奸，岂有别术以得当哉？无宫壶之援，无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泽，探意旨而不相违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视所信而分，专有所信，则大有所疑。

    呜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贤奸俱不可恃，唯善谀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

    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于不足。智不足，则疑人之己诳；力不足，则疑人之己淩。先自疑而旁皇无据，四顾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谀者起而乘之，谅其所易为，测其所易知，浅为尝而轻为辨，则不足者亦优为之而揜其所短。

    固将曰：非与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与，固非我之攸行；且恶知其非矫诬以夺人于所不逮，而雠其异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则谀者之信愈坚，于是偏信而无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离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

    道处于至足者，知从我者之非诚，而违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尧无疑于群臣之荐鲧，而鲧不足以病尧。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则谀我者之情穷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计，恶足以进于前哉？

    此中材救过之善术也。能知此，则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与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于信也。好谀而信之，虽圣哲痛哭而不救其败。纣之恶无他，好谀而信飞廉、恶来者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