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骤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终。震世之善，骤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闻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

    闻人之言善而信以为必行，则使闻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审之于心而亟从之。闻人不善之言而信，则人之言善者，无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敌不善者之巧给，奚望其善之能有终邪？

    且夫事之利病，岂其有常，人之贤不肖，岂易以一概论哉？胥一善，而或为之而效，或为之而不效，义难精也；亟于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过，不遂其望，而或至于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为也。

    胥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于其名，志难知也；亟于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过，不慰其所求，而或至于败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终也，必不可得矣。

    夫明主之从善而进贤，宽之以取效之涂，而忍其一时之利钝；谅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于其类；然后其決于善也，以从容而收效，決于用贤也，以阔略而得人。

    无他，审之于心，百折迂回，详察乎理之必有与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贞，非从人闻善而遽希骤获之功也。

    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

    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

    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旧臣，盗隐官物巨万，张涉以旧学师友，坐赃放黜。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蠱而外离也。

    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

    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尧不以共、驭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废亲亲；三折肱为良医，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终也。

    二

    法为贤者设乎？诚贤矣，虽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使自择任寮吏，于是其未乱也，人树党以营私，其乱也，聚徒以抗命。

    沈既济上选举议，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且曰：“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辟吏之法。”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

    自天宝兵兴以后，迄于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门，背公死党，以逆命谋篡、割据分争者谁邪？既济以为善政，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甚矣！其贻祸之无穷矣。

    夫环天下之贤不肖，待铨除于吏部，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此诚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天子宪天以立极，犹万汇之荣枯统于真宰也。

    分进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进，牧守使臣纠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犹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杀，互成岁功也。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则诬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

    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禄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党刘展以反者，江、淮亲旧也；劝李宝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导李惟岳以自立者，毕华也；说朱滔以首乱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称王者，李子千也。

    自非端士，必怀禄以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无与为谋，唐之亡，亡于人之散，明矣。

    抑令天下无衅，牧守无妄动之心，而互相辅倚，以贪纵虐民、荡佚法制，亦孰与禁之？而国民之交病，不可诘矣。既济倡为邪说，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

    不然，何大纲已失，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不轨之情，已不可揜矣。

    三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义也；不忍于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

    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

    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

    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

    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

    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

    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

    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

    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

    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于是而权以应迫者，皆以为经。当其时，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膏血耗而梦寝粗安，故民亦甚便也。

    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而操全数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

    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

    以此思之，则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输月送之无恒，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已之图，不可久者也；民犹知租、庸、调之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饶，可以疾苦上闻，邀求蠲贷者也。唯据乱法以为法，则其乱不已。呜呼！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

    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于民，而作辍犹无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为一条鞭之法，于夏秋税粮之外，取滥派之杂徭，编于正供，箕敛益精，而漏卮愈溃。

    迨乎兵兴用棘，则就条鞭之中，裁减以输京边，而地方之经费不给，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简易从，居德于天下，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

    夫立法之简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与国计之必畜，早有以会其总于上；而瓜分缕别，举有司之所待用者，统受于司农；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则简之道得矣。

    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横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乱也；其简也，乃以繁也；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于简哉？杨炎以病民而利国，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后之效之者，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简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诛，君子甚为英惜焉。

    五

    言治道者讳言财利，斥刘晏为小人。晏之不得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财而斥之，则倨骄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论也。夫所恶于聚财者，以其殃民也。

    使国无恒畜，而事起仓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毙，抑必横取无艺以迫民于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恶于聚财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应变以济国用，民无横取无艺之苦，讵非为功于天下哉？

    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

    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晏死两午，而括富商、增税钱、减陌钱、税闲架，重剥余民之政兴，晏为小人，则彼且为君子乎？

    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而晏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兵兴以来，户不过二百万，晏任财赋之季年，增户百万，非晏所统者不增，夫岂晏有术以饵之，使邻民以归己邪？户口之耗，非果尽死亡也。

    贪汙之吏，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猾胥持权，以私利为登耗，民不任其诛求，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偷窳之守令，亦以户少易征，免于催科不足之罚，而善匿者长了孙，据阡陌，征徭不及，以为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穷乡愿朴者尔。

    户日耗，赋必日增，仅存之土著，日毙于杖笔凶系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减者十三也。晏唯通有无、收监利、清輓兑、以给军用，而常赋有经以不滥；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权。

    则彼民也，既优游于奉公之不扰，自不乐受猾胥之胁索，抑安居晏寝，无漏逃受戮之隐忧，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调，何惮而不为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

    然则非晏所统而户不增者，非不增也，增于吏而不增于国也。晏得其乐于附籍之本情，以杜奸胥之诡，使乐输者无中侵之伤，故民心得而户口实，仁人君子所以体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

    岂乞灵于造物而使无夭札，遥呼于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则晏之于财赋，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责之也。

    六

    无利于国，无補于民，听奸人之挟持，为立法禁，以驱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谓稗政。能知此者，可与定国家之大计矣。

    刘晏庀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而以榷盐为主。盐之为利，其来旧矣。而法愈繁则财愈绌，民愈苦于淡食，私贩者遂为乱阶，无他，听奸商之邪说，以擅利于己，而众害丛集矣。

    官榷之，不能官卖之也；官卖之，而有抑配、有比较、有增价、有解耗，殃民已亟，则私贩虽死而不惩。必也，官于出盐之乡，收积以鬻于商，而商之奸不雠矣。

    统此食盐之地，统此岁办之盐，期于官无留盐、商无守支、民无缺乏，踊贵而止耳。官总而计之，自竃丁牢盆薪刍粮值之外，计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国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而奸商乃胁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民苦其贵，而破界以市于他境，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徽纆日累于廷，掠夺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挺，于是结旅操兵，相抗相杀，而盗贼以起。元末泰州之祸，亦孔烈矣。

    若此者，于国无锱铢之利，君与有司受奸商之羁豢，以毒民而激之乱，制法之愚，莫甚于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盐之速雠，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弗恤也。

    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则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尝无利也。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

    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雠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守此以行，虽百王不能易也。

    晏决策行之，而后世犹限地界以徇奸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为政之上术也。

    统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煑海之饶，民获流通之利，片言而决耳，善持大计者，岂有不测之术哉？得其要而奸不能欺，千载莫察焉，亦可欢已！

    七

    德宗不许李惟岳之嗣位而乱起，延及数年，身几危，国几亡，天下鼎沸，是岂可谓德宗之宜听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据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许之，则又兵连祸结而不解。

    论者至此而议已穷，谓不先其本，而急图其末，是已。顾处此迫不及待之势，许不许两言而判，徒追咎于既往，而无以应仓卒，是亦尘羹土之言耳。

    粤自田承嗣等势穷而降，罪可诛，功无可录，授以土地甲兵者，仆固怀恩奸矫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无赖之健儿，为贼已蹙，偷窃土坏，乃欲效古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灭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

    宝臣先死，惟岳首为难端，闇弱无能，而张孝忠、王武俊又与离心而伏戈相拟，则首抑之以惩李正已、田悦、梁崇义于未发也，诚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不许，而四凶表里以佐乱，痈之必溃，养之奚可哉？

    曾未逾年，而田悦大衄，李纳势蹙，惟岳之首县于北阙，天下亦且定矣。悦与纳株守一军，无难坐待其毙。然则惟岳之叛，不足以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许，事虽劳而固有功矣。天下复乱，固非不许惟岳之所致也。

    謂杀刘晏而群叛怀疑以竞起者，非也；晏自不当杀耳，不杀晏，而河北能戢志以听命乎，谁其信之？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固反，不杀刘晏而河北固叛，贼指为名以激众怨耳，实则了不相及之势也。

    抑欲天子不敢杀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诛，成德已平，而处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乱，则诚过已。虽然，滔、武俊之志，犹之乎承嗣、宝臣也，平一贼而进一贼，又岂易言哉？呜呼！盖至是而所以处此者诚难，论者设身处此，又将何以处之与？

    且德宗之初政，犹励精以求治，卢杞初升，其奸未逞，固本治内，即不逮汉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无咎于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溃，河壅必决，代宗以来，养成大患，授之德宗，诚有无可如何者。固非天数之必然，亦人事渐渍之下游成乎难挽，岂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

    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乱而反益乱者，则有在焉。当时所冒昧狂逞以思乱者数人耳，又皆纨袴子弟与夫偏裨小将无能为者也。若环海内外，戴九叶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誉，早播于远近，贼之宗党，如田庭玠、邵真、谷从政、李洧、田昂、刘怦，下至幽、燕数万之众，无欲叛者。

    德宗诚知天下之不足深忧，则群逆之党，固可静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视天下，自朝廷以至于四方，无一非可疑者。

    树欲静而撼之，波欲澄而抇之，疥癣在四末，而鍼石施于膏肓，可谈笑以收功，必震惊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卫，以争胜于东方，忧已深，虑已亟，祸愈速而败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灾矣。

    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代宗积坏之下游也，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事穷而变，变则有通之几焉。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溃而且竭矣，其溃也，正其所以痊也。

    呜呼！能知苟安之必为后患，祸发之可待消亡，守顺逆之经，居高乘权，因穷变通久之时，无震动悚之惑，而后天下静于一人之心。

    一发不效，惴惴焉迫为改图，载鬼一车，而孤张不说，庸人之识量，所为自贻伊慼者，唯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