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兰微微颔首，开口道：“海儿你似乎遗漏了剑南道。”
“二叔明鉴。”陈海淡然一笑，手指向舆图上的益州方位，缓缓说道，“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益州确有剑阁作为天堑，易守难攻。然而，若我们仅为避难，此地倒也合适。但如今我们分出人去提前布局，目的绝非仅仅躲避即将到来的大乱之局，更是要在这般时局中站稳脚跟。相较而言，节度使实力较弱且民性觉醒意识较高的江南东西两道，似乎比剑南道更为适宜。”陈海心中清楚，前世唐朝乱时，皇帝曾被宦官裹挟着一路逃至成都避难。可那皇帝即便逃至此处，依旧不思进取，每日只顾贪图享乐，给当地的经济和百姓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所以，他决然不能选择相同之地。只是这些缘由自然不好向二叔明言。
“海儿所说民性这个词倒也新鲜。”陈启兰微微挑眉，流露出一丝好奇。
“是的，我所说的‘民性’，其实指的是百姓的性格、品质和行为特征等综合表现。在虞朝这个社会体制下，民性在大多数时候呈现出顺从、忍耐和保守的特点。百姓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沉重的赋税、劳役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同枷锁一般束缚着他们。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制作贸易，生活相对封闭，思想也较为传统。”
“这不是好事嘛？这样的百姓可以更好地被统治。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且将其思想付诸行动，那天下岂不是会大乱？”陈启兰微微皱起眉头，提出自己的疑问。
“本来也要乱的。”陈海语气沉稳，继续说道，“当统治阶级腐朽之后，作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工具便不能有效运转。百姓作为最先受到冲击的阶层，社会矛盾会被激化至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富人或者统治阶级通过继续剥削底层百姓仍旧可以很好地活下去，但是底层百姓抵御生存风险的能力极差。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百姓不光是对统治阶级构成挑战，更是在思想上被激发了意识。百姓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再盲目服从封建统治，从而推动了民性的觉醒，这是客观规律，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
陈启兰微微扬起下颚，神色肃穆地言道：“虞朝建国迄今已二百余年，三省六部各尽其职，各级官员皆为自科举等选拔中崭露头角之人，具卓越管理之才。经层层治理，方可使国家井然有序。而百姓普遍学识浅薄，甚而多有目不识丁者，又岂能通晓此等道理？只需接受管理，如此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陈海微微蹙起眉头，旋即有笑了笑，“官员确实大多熟读四书五经，初入仕途时，因科举选拔而身负才学与志向，彼时他们大多怀揣执政为民、造福一方之宏愿，二叔您也清楚，官场犹如大染缸，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在其中浸淫久了，便渐渐背离初心。结党营私、屈从强权之辈屡见不鲜。不可否认，此类人在整个官场中或许占比不大，但他们的存在却犹如蚁穴之于堤坝，其危害不可小觑。从历史来看，历朝历代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其对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如今大虞看似安稳，实则内部已显露出诸多问题。若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任由其发展，那么百姓在长期遭受统治阶级的不良作为后，必然会奋起反抗。因为百姓虽普遍学识不高，甚至有很多目不识丁者，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感知却是最为直接的。当他们苦统治阶级暴政久矣，为了生存与更好的生活，便会揭竿而起，从而终结旧的统治阶级，催生新的统治阶级。而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所在。虽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新的循环，但实际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百姓对更好生活的强烈渴望与不懈追求的体现。倘若统治阶级能够始终坚守初心，真正做到以民为本，那么或许这个循环便不会如此频繁地出现。二叔应该更清楚，现如今庙堂之上更多的还是食百姓俸禄而罔顾百姓生死的人。”
陈启兰沉思良久，方才缓缓说道：“此等之人毕竟为少数，且历朝历代皆有此情形，不可因少数之人便言大虞当下将亡。”
陈海淡然一笑，恭敬地说道：“诚然，故而有改朝换代之说。百姓苦于统治阶级暴政久矣，便会奋起反抗，进而终结旧之统治阶级，催生新之统治阶级。”
陈启兰双手负于身后，微微摇头，“正所谓君臣父子，当今陛下尚且年幼，若是能成为有道明君，厘清寰宇，各级官员皆能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虞朝仍旧可以延续国祚。”
陈海听后，即刻反驳道：“二叔，此举实乃在赌一个未知之数。即便当今皇帝日后能成为明君，可当他离世之后呢？其儿子成为明君的概率又有多大？前朝不过二世便亡，此乃鲜明之例证。历朝历代除开国皇帝之外，子嗣皆是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民间疾苦全然无知，进而不能思索前朝的教训以致重蹈覆辙。”
“那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陈启兰沉声道。
“那汉朝呢？汉朝明君众多，为何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汉朝历经数代明君，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辉煌一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有明君便能确保国家永不衰败。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逐渐腐朽，官僚体系日益臃肿，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即便有明君出现，也难以扭转这一颓势。再者，一个国家的兴衰并非仅仅取决于皇帝一人。各级官员的作为、社会风气的好坏、经济状况的优劣等诸多因素皆紧密相关。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即便有明君在世，亦难以力挽狂澜。首先，从皇帝自身角度来看，每一位皇帝的性格与才能各异。即使他们皆怀有治国之志，也未必能完全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其次，官员群体若腐败堕落，即便皇帝贤明，政令也难以有效施行。再者，社会风气若奢靡浮躁，民众道德滑坡，国家根基也会逐渐动摇。最后，经济状况若恶化，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出现明君来延续国祚。”
陈启兰微微颔首，开口道：“海儿你似乎遗漏了剑南道。”
“二叔明鉴。”陈海淡然一笑，手指向舆图上的益州方位，缓缓说道，“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益州确有剑阁作为天堑，易守难攻。然而，若我们仅为避难，此地倒也合适。但如今我们分出人去提前布局，目的绝非仅仅躲避即将到来的大乱之局，更是要在这般时局中站稳脚跟。相较而言，节度使实力较弱且民性觉醒意识较高的江南东西两道，似乎比剑南道更为适宜。”陈海心中清楚，前世唐朝乱时，皇帝曾被宦官裹挟着一路逃至成都避难。可那皇帝即便逃至此处，依旧不思进取，每日只顾贪图享乐，给当地的经济和百姓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所以，他决然不能选择相同之地。只是这些缘由自然不好向二叔明言。
“海儿所说民性这个词倒也新鲜。”陈启兰微微挑眉，流露出一丝好奇。
“是的，我所说的‘民性’，其实指的是百姓的性格、品质和行为特征等综合表现。在虞朝这个社会体制下，民性在大多数时候呈现出顺从、忍耐和保守的特点。百姓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沉重的赋税、劳役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同枷锁一般束缚着他们。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制作贸易，生活相对封闭，思想也较为传统。”
“这不是好事嘛？这样的百姓可以更好地被统治。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且将其思想付诸行动，那天下岂不是会大乱？”陈启兰微微皱起眉头，提出自己的疑问。
“本来也要乱的。”陈海语气沉稳，继续说道，“当统治阶级腐朽之后，作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工具便不能有效运转。百姓作为最先受到冲击的阶层，社会矛盾会被激化至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富人或者统治阶级通过继续剥削底层百姓仍旧可以很好地活下去，但是底层百姓抵御生存风险的能力极差。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百姓不光是对统治阶级构成挑战，更是在思想上被激发了意识。百姓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再盲目服从封建统治，从而推动了民性的觉醒，这是客观规律，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
陈启兰微微扬起下颚，神色肃穆地言道：“虞朝建国迄今已二百余年，三省六部各尽其职，各级官员皆为自科举等选拔中崭露头角之人，具卓越管理之才。经层层治理，方可使国家井然有序。而百姓普遍学识浅薄，甚而多有目不识丁者，又岂能通晓此等道理？只需接受管理，如此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陈海微微蹙起眉头，旋即有笑了笑，“官员确实大多熟读四书五经，初入仕途时，因科举选拔而身负才学与志向，彼时他们大多怀揣执政为民、造福一方之宏愿，二叔您也清楚，官场犹如大染缸，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在其中浸淫久了，便渐渐背离初心。结党营私、屈从强权之辈屡见不鲜。不可否认，此类人在整个官场中或许占比不大，但他们的存在却犹如蚁穴之于堤坝，其危害不可小觑。从历史来看，历朝历代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其对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如今大虞看似安稳，实则内部已显露出诸多问题。若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任由其发展，那么百姓在长期遭受统治阶级的不良作为后，必然会奋起反抗。因为百姓虽普遍学识不高，甚至有很多目不识丁者，但他们对于生活的感知却是最为直接的。当他们苦统治阶级暴政久矣，为了生存与更好的生活，便会揭竿而起，从而终结旧的统治阶级，催生新的统治阶级。而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所在。虽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个新的循环，但实际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百姓对更好生活的强烈渴望与不懈追求的体现。倘若统治阶级能够始终坚守初心，真正做到以民为本，那么或许这个循环便不会如此频繁地出现。二叔应该更清楚，现如今庙堂之上更多的还是食百姓俸禄而罔顾百姓生死的人。”
陈启兰沉思良久，方才缓缓说道：“此等之人毕竟为少数，且历朝历代皆有此情形，不可因少数之人便言大虞当下将亡。”
陈海淡然一笑，恭敬地说道：“诚然，故而有改朝换代之说。百姓苦于统治阶级暴政久矣，便会奋起反抗，进而终结旧之统治阶级，催生新之统治阶级。”
陈启兰双手负于身后，微微摇头，“正所谓君臣父子，当今陛下尚且年幼，若是能成为有道明君，厘清寰宇，各级官员皆能上报国家，下安黎民，虞朝仍旧可以延续国祚。”
陈海听后，即刻反驳道：“二叔，此举实乃在赌一个未知之数。即便当今皇帝日后能成为明君，可当他离世之后呢？其儿子成为明君的概率又有多大？前朝不过二世便亡，此乃鲜明之例证。历朝历代除开国皇帝之外，子嗣皆是因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民间疾苦全然无知，进而不能思索前朝的教训以致重蹈覆辙。”
“那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陈启兰沉声道。
“那汉朝呢？汉朝明君众多，为何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汉朝历经数代明君，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辉煌一时。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有明君便能确保国家永不衰败。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逐渐腐朽，官僚体系日益臃肿，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即便有明君出现，也难以扭转这一颓势。再者，一个国家的兴衰并非仅仅取决于皇帝一人。各级官员的作为、社会风气的好坏、经济状况的优劣等诸多因素皆紧密相关。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即便有明君在世，亦难以力挽狂澜。首先，从皇帝自身角度来看，每一位皇帝的性格与才能各异。即使他们皆怀有治国之志，也未必能完全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其次，官员群体若腐败堕落，即便皇帝贤明，政令也难以有效施行。再者，社会风气若奢靡浮躁，民众道德滑坡，国家根基也会逐渐动摇。最后，经济状况若恶化，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出现明君来延续国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