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在新诗领域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他被誉为华国新诗的鼻祖，对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尽管他的作品在不同时代都遭遇过“非诗”的批评，但他开创性地用白话文写作诗歌，打破了旧体诗的一切束缚，在这个时代还是很受推崇的。

    《他》是胡适之最早创作的白话诗之一，也是他的诗作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首诗语言质朴无华，直抒胸臆，不像旧体诗那么晦涩难懂，因此自然有很多人都读过。于是立刻有人替胡适之吟诵出来：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

    最后甚至成为了集体朗诵，看来这首诗的影响力不小。

    这首诗也是最早的现代爱情诗之一，为后来的爱情诗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当然，也有人解读说诗中的“他”其实代指“祖国”，表达了诗人留美期间仍心系祖国，关心国内时局和世界形势的拳拳赤子之心。这样的解读，无疑让这首诗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

    胡适之缓缓说道：“对，就是这首诗。前几日，当我看到这次活动的主题时，我便将这首诗的内容进行了一番充实和完善，我给它起的名字就叫《爱国诗》。”

    接着，他便开始深情地朗诵起来：

    “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地爱他！

    要是你爱他，莫让人害他。

    等到人害他，更要你爱他。

    倘有你爱他，人如何害他？

    中华！中华！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地爱他！”

    胡适之那略带沙哑和疲倦感的嗓音，使得他的腔调充满了深沉的分量，引人入胜。当他朗诵到最后时，嗓音逐渐加大，使得他的演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朗诵完毕，教室内再次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大家又纷纷开始发言，讨论这首诗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中华“四万万人口”的说法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这一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四万万，即四亿，这个数字在当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庞大数字。

    而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之时，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也是整个民国时期人口普查项目最为详细、最为准确的一次。

    这次普查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在华国人口认识中的地位，“四万万”逐渐成为了华国人口总数的代名词，深入人心。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相隔近八十年的两次统计中，人口数量竟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这期间，天灾人祸、战乱频发，对华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口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灾难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深刻烙印。

    朱湘在听完胡适之的朗诵后，评价道：“胡先生的这首诗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情感表达真挚而强烈。他通过反复强调‘四万万人’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增强了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更易于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这首诗无疑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染力的爱国诗篇。”

    沈从文早就听身边的朋友提及过这个由胡适之先生倡导的新诗沙龙活动，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其中。踏入这个充满文学氛围的沙龙，他感觉自己仿佛找到了归属，就像是漂泊的船只终于找到了港湾。

    沈从文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相对薄弱，他总是担心在众人面前出丑，因此平日里，他大多选择独自一人默默地进行文学创作，很少主动与其他文学爱好者交流心得。

    然而，这个沙龙上那种畅所欲言、自由交流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他。他静静地聆听着大家的讨论，感觉每一次的交流都让他受益匪浅，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

    正当他沉浸在这种难得的学术氛围中时，身旁的李斯年悄声对他说道：“从文，你对胡先生刚才朗诵的那首诗有什么体会或者感想吗？”

    沈从文闻言，心中虽也有话想说，却因羞涩而犹豫不决。

    见状，李斯年鼓励道：“你完全可以大声说出来，这里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大家就当作是一次学习和探讨的机会。”

    说完，李斯年见朱湘的发言已经结束了，他就大声说道：“我旁边这位是沈从文同学，他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活动。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想要分享，但是因为和大家还不太熟悉，所以有些怯场。不过，我们应该鼓励他勇敢地表达出来，对吧？”

    说完，李斯年率先鼓起了掌，用行动给予沈从文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在众人的掌声和鼓励的眼神下，沈从文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怯懦，他缓缓开口道：“我认为胡先生这首诗的文字平易近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样的诗歌肯定能够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更易于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而且，这首诗的旋律和节奏都非常适合改编成歌曲进行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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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于是又有人就此话题和他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有了这次成功的发言经历，沈从文逐渐适应了这种交流方式，他开始更加自信地与人一板一眼地辩论着，享受着文学沙龙带来的乐趣和收获。

    李斯年再一次充当了那个领路人的角色。

    待到一阵热烈的讨论结束之后，又有几位文学爱好者陆续诵读了自己的新作，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并未在众人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大家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提出意见和鼓励为主，希望能够共同促进文学创作的进步。

    过了一会儿，徐智摩转头对李斯年说道：“时济，你前几天跟我提起的那个组诗创作得怎么样了？现在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吧。”

    听到这句话，众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毕竟，李斯年刚刚凭借《亚洲雄风》这首诗大出风头，他的作品自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在当今国内的新诗领域，胡适之最为看好的就是徐智摩和李斯年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他也开口说道：“时济啊，有了好作品就不要藏着掖着了，拿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吧。”

    听到胡适之和徐智摩的话，李斯年只好解释道：“上次活动之后，我也一直在酝酿契合爱国主题的诗作。正好那天槱森来我的办公室，他看到我墙上挂着的华国地图，盯着那叶饱满的‘秋海棠’，槱森感慨地说，这地图看似完整，实际上祖国的河山早已残破不堪。我们一起细数自1840年以来被列强割让、租借的地方，竟然有七八处之多。这些地方就像是我们祖国母亲被夺走的孩子一样，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中。有感于此，我便试着写了这首组诗。”

    众人听着李斯年这首组诗的创作背景，也不禁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痛之中。他们仿佛感受到了一位母亲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这份悲痛和感慨也让他们更加珍惜眼前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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